1990年4月16日这一天,乌鲁木齐天气阴冷。午后,王洛宾独身一人,正在开着暖气的室内打盹,被轻轻的叩门声唤醒。
一位陌生的女士,披着长发,身穿黑红格子毛呢外套,闪着亮晶晶的眼睛,出现在王洛宾面前。她就是台湾女作家三毛。
三毛从小就爱唱《在那遥远的地方》、《达板城的姑娘》。她把这些“中国民歌”带到西班牙,带到撒哈拉去唱,一直唱了几十年。而知道原作者大名王洛宾,还是最近一年的事。
三毛参加台湾一个旅行团,赴敦煌、吐鲁番游览。来到乌鲁木齐,只是为了搭乘东返的飞机,只有半天的停留时间。旅伴们都去参观这座边疆城市,三毛却径直找到王洛宾住所。
王洛宾这时还不了解三毛。这许多年,老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对自己歌曲以外的人和事,知之甚少。他只听说三毛是个名气很大的台湾女作家,至于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写过哪些书,他一无所知。他对三毛简单地讲述了自己的歌曲和经历。
晚间,王洛宾去宾馆为三毛送行。王洛宾一声“找三毛”,就像触了蜂窝,男女服务生们奔走相告,霎时间搬来一摞摞大陆出版的三毛著作,围着三毛请签名。
搞得王洛宾和三毛说不上话,只得告辞。
三毛跑出来送别,朝着远去的王洛宾蹦蹦跳跳,大喊大叫:“给我写信啊!回去就写,我到了台湾就能看到你的信!”王洛宾回头张望。三毛那种毫不掩饰的热烈,使老人既感动又好笑,觉得三毛简直像个孩子。
经过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异常。王洛宾唯一的期望,就是三毛说要为他写书写电影。
三毛却再也不能平静。她为王洛宾的人生和艺术才华倾倒,包含着敬仰,爱慕,同情……三毛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感情,觉得自己的心和这位老人连在了一起,再也难舍难分。她以丰富的想象力,在心中描摹着一位饱经磨难的艺术家的风采,渐渐,年龄的差距模糊了,精神上融为一体。
海峡两岸,鸿雁传书。短短的3个多月,往来6封信件。王洛宾垂暮的心也感到了什么。他写信告诉三毛:萧伯纳有一柄破旧的阳伞,早已失去了伞的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做拐杖用。王洛宾自嘲而诚恳地说:我就像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阳伞。之后,王洛宾延缓了写信的日期。三毛急匆匆来信,责怪洛宾:“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三毛真挚的忘年情,恐怕除了她自己,任何人也不理解。她不顾一切地要来乌鲁木齐,陪伴王洛宾老人一起生活。三毛是想以自己女性的温柔,抚平岁月在王洛宾身上留下的伤痕。
王洛宾不知道应该怎么办?8月,三毛在北京为电影《滚滚红尘》补写了旁白,便带着一只沉甸甸的皮箱,盛满了她长期居住所需的衣物,也盛满了三毛炽热的情。她不像往常那样请旅行社安排。她是带着回家的感觉,飞往乌鲁木齐。
三毛在心中认定,乌鲁木齐有一个属于她的家。
圆舞曲中的不和谐音1990年8月23日傍晚,三毛搭乘的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
三毛非常疲倦。在北京的几天太紧张了。赶写电影旁白;和朋友们整夜整夜地聊天;白天跑琉璃厂搜购古旧图书……实在是太累了,真想美美地睡它三天三夜。
空姐报告已经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三毛忽然亢奋起来,到了!到家了!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她将远离尘嚣,卸去名人的重负,只有她和他相伴,开始属于自己的生活。
他来了。三毛在飞机上已经看见。不知道他怎样打通了关节,竟然能够破例进入停机坪,径自向飞机走来。他穿着精致的西装,领带打得很规则,显得神采焕发。可是,洛宾啊!你又何必如此正规,像迎接什么贵宾似的讲究礼仪?我不就是你的“平平”吗!随便一些,轻松一些,不是更好吗?啊!情形不对。一群扛着电视摄像机和灯光器材的人,有男有女,突然拥上飞机。这是要干什么?三毛想转身躲进机舱。可是,洛宾已经登上舷梯,送来了一束鲜花。强烈的水银灯突然亮了,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三毛。
“我抗议!”脸色苍白的三毛,发出无力的声音。
洛宾向她解释,这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他本人的电视片。
原来,乌鲁木齐几位年轻的电视新闻工作者,正在筹划拍摄一部反映王洛宾音乐生涯的纪实性电视片。听说三毛要来,编导人员便精心策划了这一场欢迎三毛的“戏”,拍摄编入电视片,以壮声威。王洛宾依从编导们的要求,积极配合。
三毛心中不是滋味。她来乌鲁木齐,完全是她和洛宾两人之间的私事,属于他们两人自己的生活。不料想未下飞机,就暴露在公众面前,身不由己。但听洛宾说是拍片,她为洛宾而来,不能让洛宾扫兴,为了洛宾,牺牲自己这是她的选择。三毛努力屏除心头的不悦,露出疲倦的微笑,说声“对不起!”很快就进入角色,听任摆布。
于是,三毛怀抱鲜花,在洛宾陪伴下,出现在机舱口。简直就像国王和王后,两人并肩挽臂,步下舷梯,接受了10多名童男童女的献花。
到处流浪,走过80多个国家的三毛,第一次遇到了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见面的礼节,一一握手,频频拍照,终于结束。待到钻进汽车,随着“砰”的一声车门关闭,仿佛把纷扰的外部世界关在了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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