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怎样把儒家思想树立成为正统地位的

西汉建立之初，正是长期战乱之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汉初统治者为安定人心，恢复社会生产，巩固刚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在批判法家思想和总结秦朝灭亡教训的社会声浪中，选择了一种适合汉初国情的统治思想—黄老思想。
黄老思想奉行文武并举、刑德并用的治国方略,尊崇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原则。这很适合饱经战乱之后的西汉社会各阶层的需要。所以,从汉高祖到汉景帝都把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治国的统治思想，“无为而治”成为汉初无为而治的典型治国方略。
文、景两帝时，天下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社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但到汉武帝时，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也伴随着突出起来，并有激化的可能。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儒家思想顺势能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并且有汉武帝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密切相关。那么，汉武帝当时为什么要实施该政策？
第一，汉初，遭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学逐渐抬头。汉惠帝废除《挟书律》，促使诸子百家学说复苏，其中以儒、道两家影响较大。至汉武帝即位，儒学已经发展到名家辈出、学科精细的繁荣阶段。儒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学习、研究儒学。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思潮和学者群体，任何政治家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因此，汉武帝推行“举贤良对策”，以选拔人才。
第二，尖锐的社会问题呼唤新的政治思想。汉武帝即位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是边境不宁。匈奴威胁着西汉北方边疆，南方边疆因少数民族尚未完全归顺，也很不安定。二是王国势大，威胁中央。三是阶级矛盾激化。随着地主阶级及诸侯国势力的强大，一些官僚、贵族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这些情况要求统治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作为汉初统治思想的道家思想，因主张清静无为，已不能满足这一政治需要。
第三，董仲舒结合了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针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主张儒家六经之外的各家学术，都应当罢黜，以思想的统一来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宣扬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为君权独尊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针对土地兼并现象，董仲舒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以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土地和劳动力比较稳定地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针对为人处世的标准，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提倡孝道，认为君臣伦理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背，以此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第四，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强盛之时。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决定了他必然会有所作为。他对内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开疆拓土。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然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而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汉武帝的需要。
表面上看，“独尊儒术”是定孔子思想为至尊，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但实际上，汉武帝“独尊”的“儒术”并不是纯粹的先秦儒学，他所推崇的儒学，是经过董仲舒改造，融合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的“儒术”，而不是单纯的前秦儒家思想。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就是说，汉朝从开始就是霸道和王道糅合在一起的。王道是指儒家学术体系，霸道就是法家的“治国之术”。汉宣帝的话说明：朝廷表面上尊崇儒术，实际上暗用法家设计的制度与思想资源。表面上讲的是性善论，信的是性恶论；口头讲的是伦理中心主义，实际上是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实质上是儒的吏化。这是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惯常的一种统治方略。
有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中国的政治统一完成于秦始皇，而中国的文化统一完成于汉武帝。”为什么呢？在汉武帝之前，中国没有形成一个举国上下共同认可的文化体系。汉武帝推行尊崇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作为全国共同遵守的价值体系，也是国家统治者制定方针大略的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