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朴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诚地做一个无私奉献的“人民公仆”，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周恩来的一生，为了他挚爱的人民，为了他眷恋的祖国，为了他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周恩来是真正的人民公仆的楷模，他直到逝世前，胸前仍然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毕生的座右铭。看看周恩来的衣食住行用，我们会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周恩来的“衣”
1941年春到 1943年夏，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留在灯红酒绿的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当时，他还兼任国民党军队政治部的中将部长，又是国民党军队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薪水几百元，加之写文章的稿费，收入很可观。但是，周恩来总是勤俭节约，每月薪水只用去很少一点，剩下的全部交了党费。他有一条藏青色哔叽裤子，穿了多年，磨得光光的，就因为裤子上还没有打补丁，所以，只有出席会议或会客时才舍得穿它。有一回，工作人员发现这条裤子边磨毛了，便劝他买条新的，可他执意不肯。一位同志说：国民党官员们都是穿的崭新的高级毛料衣服，您经常和他们打交道，穿得太破也说不过去呀。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怎么能和他们比呢？他们的钱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我们是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怎么能增加人民的负担呢？要比，和解放区的同志比，他们穿着粗布衣裳在前线流血流汗，我们在这里的条件好多了，穿得干干净净就行了。就这样，周恩来那条裤子的裤脚破了三次，缝了三次，裤子越缝越短，周恩来都照常穿着它迎宾会客。
1951年周恩来做的一套睡衣和睡裤，颜色都褪光了，穿破了就补，再破再补，一直穿到他逝世。一条浴巾用了20多年，正反补了14块补丁，住院时，还把它当枕巾。一顶帽子都破了，他还舍不得扔掉。一双夏天穿的黄颜色的皮凉鞋，一双春、秋、冬穿的黑皮鞋，穿了20多年，修补过多次，由于没有多余的皮鞋可换，工作人员几次给他换鞋底，都是利用他睡觉的时间修理的。周恩来穿的袜子，都是织补了又织补。一个补袜板，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用的，从西柏坡带到北京，一直留着织补袜子用。
有一次在沈阳接待外宾，周恩来幽默地说：“今天该穿那套‘礼服’啦。”工作人员拿出来一看，上衣后腰上有一处是刮破后又用线织补上的。这位同志十分感动地说：“总理，您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周恩来笑着说：“这就满好的啦。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又说：“穿补丁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
周恩来的“食”
建国以后，在中南海里经常召开国务院工作会议，出席者都是部长以上的干部，有时因为时间较长。需要准备工作餐。周恩来规定：工作餐即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一般是大米饭、馒头；副食都是普通蔬菜和豆腐、粉条之类。一次晚餐也是这样的饭菜，贺龙元帅望了一眼每张桌子上的饭菜，风趣地对周总理说：“国家经济好转了，这饭桌上怎么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周恩来笑着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有时在周总理家里开会，就餐时常常是周总理自己掏钱，自己的一份工资开销完了，就用邓颖超的钱，吃完以后，周恩来就补一句：“这次是邓大姐请客。”在周恩来家里吃这种合餐，还常常用一种“盆菜”，即一大盆菜里放上多种原料搅在一起，味道很浓，花样也多，也很省事。周恩来常常说这种盆菜营养很好，经济实惠。
周恩来吃的饭菜很简单。通常是两个普通的菜，一个汤，每周吃两顿粗粮。困难时期，周恩来提出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节俭，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他说，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一次，管理员偷偷买了点香肠，切成碎末拌在咸菜里，周恩来发现后，马上叫邓颖超到厨房里去查看，并说服大家不要买了，还把剩下的香肠分给工作人员。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管生活的同志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憋着一口气战胜困难，你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他还常常到中南海食堂排队买窝窝头和菜汤，和同志们一起吃饭。
周恩来外出工作，老百姓吃啥，他就吃啥。1961年 5月，周总理到河北省武安县进行调查。5月3日，他一到伯延村，就同公社、大小队干部和群众进行谈话，询问庄稼长势和群众生活。中午12时多了，他坚持要去视察群众食堂。在食堂里，周总理看到锅里还有剩下的玉米面糊糊，就对炊事员王三贵说：“在你们这吃饭行吗？”王三贵一听周总理要吃饭，看了看锅里的糊糊，为难地说：“这……”周总理和蔼地说：“这就可以嘛！群众能吃的我就能吃。”王三贵看总理真要吃，就拿起碗来准备给总理盛饭。这时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把碗要过去，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准备给总理擦碗。总理说：“这没关系。”又把碗接过来送给了炊事员。总理高兴地喝完了玉米糊糊。在四天的视察中，总理坚持和群众同吃一锅饭。
1964年春，周恩来出国访问后回到成都，第一餐饭是四菜一汤，周恩来一看，就说：菜多了，吃不完浪费，要注意节约，吩咐服务员端一个下去，晚餐再热上来吃。有一天夜里，工作人员看他工作到深夜还未睡，就做了一小碗银耳羹端上来，周总理一面感谢，一面说：“这个价太高，我不吃，以后不要搞了。”服务员说以后不搞了，这一回请总理吃了吧。结果，周总理还是未吃。
1973年9月 16日下午，周恩来来到杭州西泠印社的楼外楼就餐，他请姜师傅做一个醋鱼，并对姜师傅说：“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再搞两个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姜师傅随即到厨房安排去了。用餐时，周总理向随同人员讲他过去来过楼外楼的情况，并称赞楼外楼的醋鱼味道鲜美，做法很好。当干菜肉、霉千层上桌时，周总理高兴地说：“这是家乡菜，你们大家多吃一点。”饭后，周总理叫秘书结帐，而自己一边服药片，一边批阅文件。秘书结完帐后，周恩来问付了多少钱，当知道菜馆只收了10元多一些钱时，就对姜师傅说：“那么便宜，那不行。”他向秘书交待，再去加钱，要按全价付足。这时姜师傅表示再收5元。周总理又说：“不够的，不要骗小孩那样，你收不足钱，我就不走了。”姜师傅只得又收下了 10元钱。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杭州机场来了电话，说是周总理上机前留下10元钱，补付今天午饭钱。原来周恩来上飞机前唯恐楼外楼菜馆没有收足钱，又拿出10元钱，托省接待处同志转交。这样，周恩来三次共交了30多元钱。于是，楼外楼菜馆只好将周总理午餐用的饭菜按市价—一计算，用料除鱼、虾、鸡价格较高外，其余干菜、豆芽、霉千层等都是极普通的，算完细帐，总共才19元多一点。菜馆于17日给周总理详细地写了一个报告，并附上菜价清单，把多收的钱请有关部门的同志转交给周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的“住”
周恩来从西柏坡进北京城以后，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那是一座老式旧平房，年久失修，墙上的砖有不少斑痕，墙皮老旧出现了碱印；柱子上的油漆大部分脱落，有的柱根已要糟朽；地面是大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窗户裂着大缝，冬天还要用纸糊窗缝；天花板也很陈旧；厕所不在卧室，上厕所还要走一段路。由于房屋潮湿，周总理常闹腿病。有关部门几次要给周总理修房，均遭到周总理的拒绝。他说：“这个条件，比起延安的窑洞好多了。我们经济还很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
周恩来的“行”
周恩来的专车是红旗牌。在我国的解放牌汽车生产出来之后，周总理指示要自力更生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生产的轿车。红旗牌轿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我喜欢坐国产车。”当工作人员劝他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说。”周总理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了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后来，国家又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有关部门想给周总理换一辆奔驰车，周总理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车。”
周恩来的“用”
周恩来办公室的陈设十分简陋，室内只有写字台、小会议室桌各一个和几把椅子，连沙发都没有。周总理不允许给他购置办公用品。两只落地台灯是中南海的工人用铁管子、洋铁皮做的。两个笔筒，一个是价钱最便宜的普通玻璃杯，另一个是山水玻璃笔筒，破碎后，里外用橡皮膏粘合继续使用。
周恩来戴的手表是上海牌。自从我国自己能生产手表起，周总理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戴着。有一次，这快手表坏了，送去修理，有的同志看到周总理戴这样一块普普通通的上海牌手表，怀着对周总理崇敬的心情，给他送来了一块外国新型表。但是周恩来微笑着摇摇头，退了回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诚地做一个无私奉献的“人民公仆”，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周恩来的一生，为了他挚爱的人民，为了他眷恋的祖国，为了他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周恩来是真正的人民公仆的楷模，他直到逝世前，胸前仍然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毕生的座右铭。看看周恩来的衣食住行用，我们会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周恩来的“衣”
1941年春到 1943年夏，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留在灯红酒绿的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当时，他还兼任国民党军队政治部的中将部长，又是国民党军队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薪水几百元，加之写文章的稿费，收入很可观。但是，周恩来总是勤俭节约，每月薪水只用去很少一点，剩下的全部交了党费。他有一条藏青色哔叽裤子，穿了多年，磨得光光的，就因为裤子上还没有打补丁，所以，只有出席会议或会客时才舍得穿它。有一回，工作人员发现这条裤子边磨毛了，便劝他买条新的，可他执意不肯。一位同志说：国民党官员们都是穿的崭新的高级毛料衣服，您经常和他们打交道，穿得太破也说不过去呀。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怎么能和他们比呢？他们的钱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我们是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怎么能增加人民的负担呢？要比，和解放区的同志比，他们穿着粗布衣裳在前线流血流汗，我们在这里的条件好多了，穿得干干净净就行了。就这样，周恩来那条裤子的裤脚破了三次，缝了三次，裤子越缝越短，周恩来都照常穿着它迎宾会客。
1951年周恩来做的一套睡衣和睡裤，颜色都褪光了，穿破了就补，再破再补，一直穿到他逝世。一条浴巾用了20多年，正反补了14块补丁，住院时，还把它当枕巾。一顶帽子都破了，他还舍不得扔掉。一双夏天穿的黄颜色的皮凉鞋，一双春、秋、冬穿的黑皮鞋，穿了20多年，修补过多次，由于没有多余的皮鞋可换，工作人员几次给他换鞋底，都是利用他睡觉的时间修理的。周恩来穿的袜子，都是织补了又织补。一个补袜板，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用的，从西柏坡带到北京，一直留着织补袜子用。
有一次在沈阳接待外宾，周恩来幽默地说：“今天该穿那套‘礼服’啦。”工作人员拿出来一看，上衣后腰上有一处是刮破后又用线织补上的。这位同志十分感动地说：“总理，您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周恩来笑着说：“这就满好的啦。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又说：“穿补丁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
周恩来的“食”
建国以后，在中南海里经常召开国务院工作会议，出席者都是部长以上的干部，有时因为时间较长。需要准备工作餐。周恩来规定：工作餐即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一般是大米饭、馒头；副食都是普通蔬菜和豆腐、粉条之类。一次晚餐也是这样的饭菜，贺龙元帅望了一眼每张桌子上的饭菜，风趣地对周总理说：“国家经济好转了，这饭桌上怎么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周恩来笑着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有时在周总理家里开会，就餐时常常是周总理自己掏钱，自己的一份工资开销完了，就用邓颖超的钱，吃完以后，周恩来就补一句：“这次是邓大姐请客。”在周恩来家里吃这种合餐，还常常用一种“盆菜”，即一大盆菜里放上多种原料搅在一起，味道很浓，花样也多，也很省事。周恩来常常说这种盆菜营养很好，经济实惠。
周恩来吃的饭菜很简单。通常是两个普通的菜，一个汤，每周吃两顿粗粮。困难时期，周恩来提出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节俭，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他说，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一次，管理员偷偷买了点香肠，切成碎末拌在咸菜里，周恩来发现后，马上叫邓颖超到厨房里去查看，并说服大家不要买了，还把剩下的香肠分给工作人员。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管生活的同志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憋着一口气战胜困难，你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他还常常到中南海食堂排队买窝窝头和菜汤，和同志们一起吃饭。
周恩来外出工作，老百姓吃啥，他就吃啥。1961年 5月，周总理到河北省武安县进行调查。5月3日，他一到伯延村，就同公社、大小队干部和群众进行谈话，询问庄稼长势和群众生活。中午12时多了，他坚持要去视察群众食堂。在食堂里，周总理看到锅里还有剩下的玉米面糊糊，就对炊事员王三贵说：“在你们这吃饭行吗？”王三贵一听周总理要吃饭，看了看锅里的糊糊，为难地说：“这……”周总理和蔼地说：“这就可以嘛！群众能吃的我就能吃。”王三贵看总理真要吃，就拿起碗来准备给总理盛饭。这时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把碗要过去，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准备给总理擦碗。总理说：“这没关系。”又把碗接过来送给了炊事员。总理高兴地喝完了玉米糊糊。在四天的视察中，总理坚持和群众同吃一锅饭。
1964年春，周恩来出国访问后回到成都，第一餐饭是四菜一汤，周恩来一看，就说：菜多了，吃不完浪费，要注意节约，吩咐服务员端一个下去，晚餐再热上来吃。有一天夜里，工作人员看他工作到深夜还未睡，就做了一小碗银耳羹端上来，周总理一面感谢，一面说：“这个价太高，我不吃，以后不要搞了。”服务员说以后不搞了，这一回请总理吃了吧。结果，周总理还是未吃。
1973年9月 16日下午，周恩来来到杭州西泠印社的楼外楼就餐，他请姜师傅做一个醋鱼，并对姜师傅说：“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再搞两个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姜师傅随即到厨房安排去了。用餐时，周总理向随同人员讲他过去来过楼外楼的情况，并称赞楼外楼的醋鱼味道鲜美，做法很好。当干菜肉、霉千层上桌时，周总理高兴地说：“这是家乡菜，你们大家多吃一点。”饭后，周总理叫秘书结帐，而自己一边服药片，一边批阅文件。秘书结完帐后，周恩来问付了多少钱，当知道菜馆只收了10元多一些钱时，就对姜师傅说：“那么便宜，那不行。”他向秘书交待，再去加钱，要按全价付足。这时姜师傅表示再收5元。周总理又说：“不够的，不要骗小孩那样，你收不足钱，我就不走了。”姜师傅只得又收下了 10元钱。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杭州机场来了电话，说是周总理上机前留下10元钱，补付今天午饭钱。原来周恩来上飞机前唯恐楼外楼菜馆没有收足钱，又拿出10元钱，托省接待处同志转交。这样，周恩来三次共交了30多元钱。于是，楼外楼菜馆只好将周总理午餐用的饭菜按市价—一计算，用料除鱼、虾、鸡价格较高外，其余干菜、豆芽、霉千层等都是极普通的，算完细帐，总共才19元多一点。菜馆于17日给周总理详细地写了一个报告，并附上菜价清单，把多收的钱请有关部门的同志转交给周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的“住”
周恩来从西柏坡进北京城以后，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那是一座老式旧平房，年久失修，墙上的砖有不少斑痕，墙皮老旧出现了碱印；柱子上的油漆大部分脱落，有的柱根已要糟朽；地面是大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窗户裂着大缝，冬天还要用纸糊窗缝；天花板也很陈旧；厕所不在卧室，上厕所还要走一段路。由于房屋潮湿，周总理常闹腿病。有关部门几次要给周总理修房，均遭到周总理的拒绝。他说：“这个条件，比起延安的窑洞好多了。我们经济还很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
周恩来的“行”
周恩来的专车是红旗牌。在我国的解放牌汽车生产出来之后，周总理指示要自力更生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生产的轿车。红旗牌轿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我喜欢坐国产车。”当工作人员劝他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说。”周总理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了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后来，国家又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有关部门想给周总理换一辆奔驰车，周总理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车。”
周恩来的“用”
周恩来办公室的陈设十分简陋，室内只有写字台、小会议室桌各一个和几把椅子，连沙发都没有。周总理不允许给他购置办公用品。两只落地台灯是中南海的工人用铁管子、洋铁皮做的。两个笔筒，一个是价钱最便宜的普通玻璃杯，另一个是山水玻璃笔筒，破碎后，里外用橡皮膏粘合继续使用。
周恩来戴的手表是上海牌。自从我国自己能生产手表起，周总理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戴着。有一次，这快手表坏了，送去修理，有的同志看到周总理戴这样一块普普通通的上海牌手表，怀着对周总理崇敬的心情，给他送来了一块外国新型表。但是周恩来微笑着摇摇头，退了回去。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0-04-04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第2个回答 2010-03-30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第3个回答 2010-03-23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绍兴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1917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回国。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1898～1976）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1949～1976）。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赵世炎（后来是党的前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1972年患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在20年代与邓颖超结婚，无子女。
周恩来（1898～1976）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1949～1976）。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赵世炎（后来是党的前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1972年患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在20年代与邓颖超结婚，无子女。
第4个回答 2010-04-02
勤奋，勇智多漠，善良，
相似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