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11.25—2005.10.17），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关于他的文学成就现在存有很大争议，如：
不可否认，巴金确实是任何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位作家，因为就像杨沫的《青春之歌》一样，他的作品确实影响了一代人，然而，这并不就代表他的文学成就有多高，并不表示他就配得上“一代文豪”与“文学巨匠”这样的称呼。试看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到底有几个作家配得上“一代文豪”与“文学巨匠”这样的称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了鲁迅先生等有限的几个人，能有资格获此殊荣的实在不多。
巴金的成绩，在于他顺应了历史潮流，迎合了“五•四”那个时代的青年的叛逆心理，他的作品虽然具有开创性，却不能不说是幼稚的。可文学不是政治的婢女，她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若以作品的影响或作家的政治地位来代替对于他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往往会南辕北辙，不得要领；然而，这种评价却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非独具只眼而有大勇气大智慧的人，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独树一帜，站出来向庸众挑战呢？所以，这种评价害人最深，误尽天下刚入文学之门的读书人。
客观地说，巴金的作品，不过是“五•四”时代的畅销书罢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只能定位在畅销书作家。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我想，最重要的两个标准不外语言、思想二者罢了。因为二者是构成文学作品的最基本的要素。大家都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果一位作家的语言功夫都不过关，这种作家能否成为大作家或配得上“一代文豪”与“文学巨匠”这样的称呼是很值得怀疑的。巴金的语言，连他自己都说并不是那种经得起咀嚼的东西，那种层次，“五•四”时期的最一般的作家都能达到。钱理群先生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里对巴金的评价是比较到位的：
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也许还不属于那种可供反复推敲咀嚼的创作，但其单纯、朴素、流畅，能有声有色地表现鲜明的感情，能以整体审美氛围的营造抓住读者的灵魂，这跟他喜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词汇、动势强烈的句式和富于抑扬力度的语调也有关。
这段话，比较客观地指出了巴金的缺点，也阐述了他的作品为什么能打动人，引起当时的青年人的共鸣的原因。巴金的好处在于他的激情，然而，这也正是他的大缺点，他的激情是一种缺乏节制的激情，这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大作家，也造成了他的作品思想深度的缺位。尽管巴金的作品比起当时文坛上兴起的“革命文学”要成熟，却仍然脱不了“革命＋恋爱”的幼稚公式。他最好的作品不是《家》、《春》、《秋》，而是后期创作的《寒夜》，这也是他最有名的几部作品，但这些作品不但远远无法与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相比，与其他不是那么知名的，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萧红的《呼兰河传》相比也逊色得多。
巴金在建国前写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在当时进步的文化人中其实是常识，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深刻在里面。建国后所写的《随想录》，学者傅国涌评价说：“他的《真话集》虽然没有多少深刻之处，却也走出了假、大、空。我们今天依然尊敬这位老人，主要不是因为他的文学作品，而是他的忏悔、他的自省、他说出真话的勇气与真诚。”这种评价应该说是很准确的。
虽然在文学史上有“鲁郭茅，巴老曹”这种排名法，但我们也不可过分迷信这种排名。作为一位有良知、有眼光的现代公民或现代知识分子，我们固然敬重巴金的人品，为他的逝世而悲哀，但是，却也不应该因此而过分拔高了他的文学成就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这样，我相信，以巴金的为人，他泉下有知，也会感到不安的。
把巴金拉下神坛，还他一个客观的、真实的面目，这才是对于死者的最大的尊敬！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关于他的文学成就现在存有很大争议，如：
不可否认，巴金确实是任何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位作家，因为就像杨沫的《青春之歌》一样，他的作品确实影响了一代人，然而，这并不就代表他的文学成就有多高，并不表示他就配得上“一代文豪”与“文学巨匠”这样的称呼。试看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到底有几个作家配得上“一代文豪”与“文学巨匠”这样的称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了鲁迅先生等有限的几个人，能有资格获此殊荣的实在不多。
巴金的成绩，在于他顺应了历史潮流，迎合了“五•四”那个时代的青年的叛逆心理，他的作品虽然具有开创性，却不能不说是幼稚的。可文学不是政治的婢女，她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若以作品的影响或作家的政治地位来代替对于他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往往会南辕北辙，不得要领；然而，这种评价却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非独具只眼而有大勇气大智慧的人，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独树一帜，站出来向庸众挑战呢？所以，这种评价害人最深，误尽天下刚入文学之门的读书人。
客观地说，巴金的作品，不过是“五•四”时代的畅销书罢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只能定位在畅销书作家。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我想，最重要的两个标准不外语言、思想二者罢了。因为二者是构成文学作品的最基本的要素。大家都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果一位作家的语言功夫都不过关，这种作家能否成为大作家或配得上“一代文豪”与“文学巨匠”这样的称呼是很值得怀疑的。巴金的语言，连他自己都说并不是那种经得起咀嚼的东西，那种层次，“五•四”时期的最一般的作家都能达到。钱理群先生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里对巴金的评价是比较到位的：
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也许还不属于那种可供反复推敲咀嚼的创作，但其单纯、朴素、流畅，能有声有色地表现鲜明的感情，能以整体审美氛围的营造抓住读者的灵魂，这跟他喜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词汇、动势强烈的句式和富于抑扬力度的语调也有关。
这段话，比较客观地指出了巴金的缺点，也阐述了他的作品为什么能打动人，引起当时的青年人的共鸣的原因。巴金的好处在于他的激情，然而，这也正是他的大缺点，他的激情是一种缺乏节制的激情，这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大作家，也造成了他的作品思想深度的缺位。尽管巴金的作品比起当时文坛上兴起的“革命文学”要成熟，却仍然脱不了“革命＋恋爱”的幼稚公式。他最好的作品不是《家》、《春》、《秋》，而是后期创作的《寒夜》，这也是他最有名的几部作品，但这些作品不但远远无法与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相比，与其他不是那么知名的，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萧红的《呼兰河传》相比也逊色得多。
巴金在建国前写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在当时进步的文化人中其实是常识，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深刻在里面。建国后所写的《随想录》，学者傅国涌评价说：“他的《真话集》虽然没有多少深刻之处，却也走出了假、大、空。我们今天依然尊敬这位老人，主要不是因为他的文学作品，而是他的忏悔、他的自省、他说出真话的勇气与真诚。”这种评价应该说是很准确的。
虽然在文学史上有“鲁郭茅，巴老曹”这种排名法，但我们也不可过分迷信这种排名。作为一位有良知、有眼光的现代公民或现代知识分子，我们固然敬重巴金的人品，为他的逝世而悲哀，但是，却也不应该因此而过分拔高了他的文学成就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这样，我相信，以巴金的为人，他泉下有知，也会感到不安的。
把巴金拉下神坛，还他一个客观的、真实的面目，这才是对于死者的最大的尊敬！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相似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