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逝世前后情况的介绍

如题所述

周海婴:

鲁迅先生辞世之时,海婴还是一个7岁的稚齿孩童,但鲁迅先生又的的确确以他的精神和思想陪伴了海婴70年。《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不仅披露了鲁迅生前受胃痛折磨、险遭暗杀等事,而且对“鲁迅之死”进行了大胆质疑和推断,拨开了历史的浓浓迷雾,具有极大的史料研究价值。海婴叙述诚恳坦率,文笔朴实,字字含情,思父之心跃然纸上。

胃病时常困扰父亲

父亲致命于肺病,

但在生前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但这胃病并不是因与章土钊打笔仗才发作的。听叔叔周建人讲,父亲年轻时本来很健壮,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时代赶乡试。考场距家颇远,父亲家贫,只能靠步行。入场时间又在半夜,要在家里吃了晚饭赶去,随身还得带考篮,里面放着笔墨砚台、食物以及小板凳等物。而同伴大都二十多岁,他们腿长跑得快,加之出发前有个同伴定要先洗了脚才走,等洗完脚又听说考场门快要关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这可苦了父亲,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着。但他刚刚吃饱了饭,哪里经得住这种剧烈的运动?由此落下了病根。

父亲十八岁那年,带着祖母筹措的八块钱的盘缠,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每逢严冬,他只能买点辣椒下饭,借以取暖,胃部不断受到刺激。父亲中年以后,牙齿又全部拔去,装以义齿,咀嚼能力衰退,这就更加重了胃的负担。有时候胃部强烈痉挛,从外面抚摸,坚硬如石,良久不得缓。

他疼痛时用转椅扶手顶住上腹部,长久不动,以求减轻痛楚。母亲看得着急,便用手掌替他轻轻按摩。即使胃病发作,父亲也不停止工作。如果实在痛得厉害,父亲便用怀炉暖胃。

现在见到怀炉这种东西,我总不禁产生联想:每到晚上九十点钟,我已是早入梦乡,父亲却在这漫漫长夜、寒气袭人的环境当中,带着疾病,仅用怀炉带给他些许微温,满腔热情地为理想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国民党曾想暗杀父亲

这里要插一段国民党曾要暗杀父亲的史实。那是一九九二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作为“特邀代表”编入第四十四组。组里有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不与他人插话谈笑,但是每个讨论题目,均按主旨简短发言。后来我得知他便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在小组会的休息时间里,大家相互走访寒暄,我也跟着去沈醉住处访问。当他面对我时,瞳孔猛地收缩一下,似乎情绪颇为起伏,但当时并未交谈什么。

过了几天,我又在餐厅遇见他,他约我得空谈一下。我应邀去他房间,他显得很激动,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1930年代的某一天,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监视小组在对面楼里派人监视了多日,他自己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我当时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他们才没有下手。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却坦率地告诉我,为此,我尊敬他。

“小乖姑”偷偷装香烟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全家人在忧喜交错之中度日。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怕影响父亲休息。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有一点欣喜。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秋天来临,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保姆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父亲的死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1936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

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这时楼梯轻轻响,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平静而安详。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父亲的床边还有几个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会儿,那个日本女护士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伏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想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我们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希望他忽然一下苏醒睁开眼睛。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我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我的双颊了……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我越加紧贴母亲,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伏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黏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里黏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作声,我又能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八九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黏有父亲多根胡子还有几根眉毛,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也许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假牙没有装入,以至腮部下陷之故。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五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具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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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11-15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全家人在忧喜交错之中度日。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怕影响父亲休息。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有一点欣喜。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秋天来临,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保姆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平静而安详。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父亲的床边还有几个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第2个回答  2007-11-14
周海婴:

鲁迅先生辞世之时,海婴还是一个7岁的稚齿孩童,但鲁迅先生又的的确确以他的精神和思想陪伴了海婴70年。《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不仅披露了鲁迅生前受胃痛折磨、险遭暗杀等事,而且对“鲁迅之死”进行了大胆质疑和推断,拨开了历史的浓浓迷雾,具有极大的史料研究价值。海婴叙述诚恳坦率,文笔朴实,字字含情,思父之心跃然纸上。

胃病时常困扰父亲

父亲致命于肺病,

但在生前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但这胃病并不是因与章土钊打笔仗才发作的。听叔叔周建人讲,父亲年轻时本来很健壮,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时代赶乡试。考场距家颇远,父亲家贫,只能靠步行。入场时间又在半夜,要在家里吃了晚饭赶去,随身还得带考篮,里面放着笔墨砚台、食物以及小板凳等物。而同伴大都二十多岁,他们腿长跑得快,加之出发前有个同伴定要先洗了脚才走,等洗完脚又听说考场门快要关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这可苦了父亲,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着。但他刚刚吃饱了饭,哪里经得住这种剧烈的运动?由此落下了病根。

父亲十八岁那年,带着祖母筹措的八块钱的盘缠,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每逢严冬,他只能买点辣椒下饭,借以取暖,胃部不断受到刺激。父亲中年以后,牙齿又全部拔去,装以义齿,咀嚼能力衰退,这就更加重了胃的负担。有时候胃部强烈痉挛,从外面抚摸,坚硬如石,良久不得缓。

他疼痛时用转椅扶手顶住上腹部,长久不动,以求减轻痛楚。母亲看得着急,便用手掌替他轻轻按摩。即使胃病发作,父亲也不停止工作。如果实在痛得厉害,父亲便用怀炉暖胃。

现在见到怀炉这种东西,我总不禁产生联想:每到晚上九十点钟,我已是早入梦乡,父亲却在这漫漫长夜、寒气袭人的环境当中,带着疾病,仅用怀炉带给他些许微温,满腔热情地为理想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国民党曾想暗杀父亲

这里要插一段国民党曾要暗杀父亲的史实。那是一九九二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作为“特邀代表”编入第四十四组。组里有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不与他人插话谈笑,但是每个讨论题目,均按主旨简短发言。后来我得知他便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在小组会的休息时间里,大家相互走访寒暄,我也跟着去沈醉住处访问。当他面对我时,瞳孔猛地收缩一下,似乎情绪颇为起伏,但当时并未交谈什么。

过了几天,我又在餐厅遇见他,他约我得空谈一下。我应邀去他房间,他显得很激动,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1930年代的某一天,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监视小组在对面楼里派人监视了多日,他自己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我当时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他们才没有下手。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却坦率地告诉我,为此,我尊敬他。

“小乖姑”偷偷装香烟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全家人在忧喜交错之中度日。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怕影响父亲休息。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有一点欣喜。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秋天来临,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保姆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父亲的死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1936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

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这时楼梯轻轻响,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平静而安详。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父亲的床边还有几个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会儿,那个日本女护士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伏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想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我们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希望他忽然一下苏醒睁开眼睛。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我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我的双颊了……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我越加紧贴母亲,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伏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黏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里黏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作声,我又能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八九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黏有父亲多根胡子还有几根眉毛,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也许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假牙没有装入,以至腮部下陷之故。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五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具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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