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沈从文人生际遇的了解和探索，我们不难发现中篇小说《边城》凝聚了沈从文生命历程中的种种遭遇和于种种遭遇中形成的对待人情事故的态度，同时也明白了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意义”和为人类的“爱”做的说明了。
1、对湘西下底民众的同情
沈从文离开湘西后，他对和他早年生活一样的湘西下层人民赋予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在《边城》里主要表现在翠翠的身上。翠翠知道自己深爱着二老傩送，傩送也对翠翠情有独钟，但他们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对方倾诉出来，傩送虽然以地方风俗习惯的方式为翠翠唱了几个晚上的歌，却被翠翠朦胧而难以启齿少女羞涩模糊了。而在翠翠心目中却横梗着团总的碾房，虽然知道傩送也爱着自己却在猜疑中忧郁。直到天宝“坏了”，爷爷死去，傩送出走，还一个人独守渡船等待那个“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了”⑿的人。
翠翠父母因唱歌相爱却“结婚不成”，当父亲由“绿营兵”转为“屯防军”不得不离开后，已受身孕的翠翠妈妈无奈之下喝了河边的冷水以至死去。
所有这些无不体现沈从文对湘西下底人民的同情，这种同情在《边城》里化成一种悲凉而伤感的音乐，抒发作者不尽的怜悯和关爱，这种怜悯和关爱的背后“隐伏着作者很深的痛苦”⒀同时也体现了人性初始的美丽。关于这个观点前人已经论证，谙熟沈从文的文学前辈朱光潜曾准确道出了《边城》的这种情绪内涵：
“它表面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浓郁隐痛，翠翠显出了从文自己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⒁
2、对命运中“偶然”现象的理性认识
前面我们已说过沈从文曾因一次“偶然”而得以存活下来，也曾因“偶然”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在《边城》里沈从文是有意识的对“偶然”这生命现象做性理的解释的。
在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中，人们纠缠最多的就是关于“渡船”和“碾坊”的议论。“渡船”代表着苗族自然的情爱形式，“碾坊”代表着带有物质利益性质的汉族的婚姻形式。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种由碾坊陪嫁代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已经悄然进入了边城世界。在边城乡民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已经分成了两大阵营。“我听别人说的，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这些消息的获得是翠翠“偶然”听到的，可是这“偶然”却影响翠翠的爱情，乃至人生。我们不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翠翠没有听到这些消息，故事的发展会是怎样呢？也许翠翠毫无顾虑地表现自己内心对傩送的爱慕，如果是这样，后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如果翠翠同意天宝托人说媒，故事的结局又会怎样？或许后来翠翠身为人母，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由此可见，“偶然”并不是一种无法认识的“鬼使神差”，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命该如此”，而是历史发展、社会演变的必然，只是这种必然没有让处于偏僻闭塞的下层民众所看懂认清罢了。这种现象和当年沈从文因为年龄小留守后方而避于 “神兵”和“民兵”突袭中死去的“偶然”出同一辙。
3、对“爱”字的“说明”
《边城》里，爱与被爱都是极自然的事，没有外力的压制，没有等级观念，没有族别歧视，一切都那么优美自然，这和沈从文早年漂泊芷江对爱情的观念——“不做有势力亲戚的女婿”一拍即合。
翠翠的感情情世界纯净美好，超越了世俗的利害关系，她对傩送的感情自主自为、纯洁坚贞。而傩送，一开始就明确地追求翠翠，丝毫不受金钱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也不受家长观念的制约——“不要碾坊要渡船”。这种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表现了自然情爱的高尚，去揭示一种作者希望的、新的、健全的、理想的和谐。
湘西世界里，每个人都从容平静地生活着。但他们单纯淡泊的生活里，却涌动着浓浓的情与爱。
老船夫与翠翠之间，一位老人与一位十四五岁的姑娘，是边城中一道美丽的风景，他们的相处中充满着爱与被爱、宽容与理解、其朴素纯真的亲情体现着湘西世界的和谐。一年端午，翠翠本已约好了爷爷守船，自己同黄狗过顺顺吊脚楼去看热闹，临走时翠翠问：“我走了，谁陪你？”爷爷说：“你走了，船陪我。”翠翠把眉毛皱拢苦笑着：“船陪你，嗨，嗨，船陪你。爷爷，你真是……”最后翠翠决定不去，对爷爷说：“要去让船去，我替船陪你！”这些话虽然有些憨笨，却能从中感受到翠翠与老船夫之间浓浓的亲情。翠翠可以隔着河向对岸的爷爷喊“爷爷，我要你”，翠翠可以独自一人放声痛哭而没有任何矫情，而得到的就是爷爷的呵护与关爱。这里虽非桃源，却似人间天堂。
小说也就在老船夫与翠翠这两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都市生活中正被消解的纯真与美好。
船总顺顺与摆渡老汉物质生活简直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然而他俩的感情却紧紧依偎在一起，并没有因物质的差别而割开他们生活的和谐。掌水码头的与撑渡船的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关怀中享受一定的人格平等。他们倾心而谈，一投足，一举手，一壶酒显得是那么的真诚、自然与和谐融洽。
作品以爱为核心，让我们在边城的宁静和谐中，体悟生命中的优美、健康与自然。翠翠在风雨中丧亲，但天性善良的湘西人没有让他感到孤独无助，船总顺顺忙前忙后，尽心照料，就连昔日向翠翠母亲求爱遭拒的杨马兵，也不请自来照顾无依无靠的翠翠。他们摆脱了世俗的功利，平静质朴地生活，而这些纯真质朴的情与爱，使平凡人的每个平凡日子都温馨感人，显示着湘西世界的和谐。
如此种种皆是沈从文对“爱”字的“说明”。
3、怀念善良的人性
行伍的几年时光中，沈从文“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的杀戮的黑暗。过早的面对社会残酷和周围的生活愚昧，使他以后将‘残酷’、‘愚昧’写入作品时消除了任何炫耀猎奇的可能，反而形成了一种追求美好人生、善良德性品格。”⒂
主人公翠翠是《边城》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她是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灵。“翠翠在风日里成长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垌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咀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双绝不世故的童心。她绰约动人、秀外慧中，有着水晶般晶莹清澈透明的性情。翠翠是美的化身，是全书的灵魂所在。她聪明美丽，纯真善良，纤尘不染的心灵和恬淡自如的生活状态，使得她成为作者梦中美丽的女神，留给读者的是她“天真灵逸、羞怯中见娴雅的气质，是她如鱼戏水地融合于大自然之中的诗一般的神韵。”⒃
《边城》里“人性皆善”。惟其善良，我们才更易感到悲哀的力量，因为更大的命运阴影罩住了他们的生存。主人公翠翠、二老心中皆有一个梦，一个共同的梦。但有着辗房陪嫁、戴着闪白白亮光的麻花铰银手镯的团总女儿挡在了他们中间，这对古老的湘西文化传统来说，是一种异质。可见，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已悄然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二老追求诗意的爱情，拒绝功利的碾坊婚姻，却最终难以摆脱爱情悲剧的延续和人生无常的宿命摆布！翠翠的爷爷老船夫也是在自家的“破渡船”与王团总的“新碾坊”的角逐中，并在拉渡时听别人说二老傩送“出于会打算盘”，决定要“碾坊”而不要“渡船”以后，赶往城里又从船总顺顺口中得到证实，感到希望破灭，心愿难成而心力交瘁，猝然死去。死去的不仅仅是爷爷的生命，而是一种“人性”的消失，一种“和谐”的破裂。
渡船与碾坊形成一组矛盾，这是不和谐出现的原因，在人们的生活中，真诚与美好总是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和人类自身的局限性所纠缠，人与人之间的可变性很大，人性的变迁与命运的无常成为任何人也无法把握的基本命题。虽然《边城》里每个人都极其善良，但却产生了必然的悲剧。
白塔的倒塌，老船夫的去世，翠翠的爱情悲剧，都昭示着湘西古朴民风的终结，美好人性的丧失，本真爱情的陨落。一个至淳至朴，至善至美的的桃源世界所有遗风遗俗长眠于此了。因此，说“《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也不是绝不正确。
5、表现内心的孤独
在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中，我们知道置身于都市里的“乡下人”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独身处幽的寂寞，而是一种不被人认同的内心痛苦，在《边城》里作者也表现了这一思想。
没有老伴的爷爷，没有兄弟姐妹、甚至没有父母的翠翠，这中间断代的残缺家庭，以及爷爷死后独守渡般的翠翠，组全成了一幅孤独的画面，这画面暗藏着人内心世界的悲凉。
爷爷唯一的女儿（翠翠的母亲），因“结婚不成”后喝河边冷水死去了。死去的何止一个人的生命，是爷爷所有欢乐和希望的破灭，死去的已经死去，无人可以诉说的爷爷默默背负“失女”带来的痛苦度过漫长的岁月，当外甥长大成人后，爷爷是可以淡忘那血肉失散的痛苦了的，但一次上城却得知道因自己迟疑不决而失去了翠翠的幸福，乃至天宝的生命，善良的爷爷愧疚发疾，于大雨滂沱的晚上死去，结束了苦难的人生。
这种亲人离散而带来的痛苦并不因为爷爷死后就结束，作为爷爷唯一后代的翠翠继续接过这痛苦的接力棒，承受着亲人死去，情人出走的双重痛苦的孤独。爷爷死后，翠翠不但接起爷爷生命中挥之不去的痛苦，还继续爷爷落下的活计，天天守着那每天有人来往的渡船，一面承受失去爷爷痛苦，一面承受等待情人到来的煎熬。然而，面对正常人无法承受的这些痛苦，翠翠和爷爷，乃至所有湘西民众一样，“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个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这验证沈从文在一篇题为《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文章里说的一句话——“在他们生活、爱憎和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沈从文是乡村叙述的代言人，乡村又是沈从文承载个人内心世界情感的载体，在表现爷爷和翠翠孤独的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孤独，反应湘西民众人生际遇的同时，也反应自己的人生际遇。
综上所述，沈从文创作《边城》的目的，不是为描绘一幅一现实隔绝的世外桃源，而是表现一种“人生形式”，并在这“人生形式”里注入自己三十多年生命历程中所体验的人生“哀乐”，并非“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 也不是“一首诗，一首二老唱给翠翠的情歌” ，更不是“生活于现实社会中而神往于过去的一部分人生活意识的艺术反映”或“与现实的状态和要求不合适”的肤浅认识。
1、对湘西下底民众的同情
沈从文离开湘西后，他对和他早年生活一样的湘西下层人民赋予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在《边城》里主要表现在翠翠的身上。翠翠知道自己深爱着二老傩送，傩送也对翠翠情有独钟，但他们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对方倾诉出来，傩送虽然以地方风俗习惯的方式为翠翠唱了几个晚上的歌，却被翠翠朦胧而难以启齿少女羞涩模糊了。而在翠翠心目中却横梗着团总的碾房，虽然知道傩送也爱着自己却在猜疑中忧郁。直到天宝“坏了”，爷爷死去，傩送出走，还一个人独守渡船等待那个“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了”⑿的人。
翠翠父母因唱歌相爱却“结婚不成”，当父亲由“绿营兵”转为“屯防军”不得不离开后，已受身孕的翠翠妈妈无奈之下喝了河边的冷水以至死去。
所有这些无不体现沈从文对湘西下底人民的同情，这种同情在《边城》里化成一种悲凉而伤感的音乐，抒发作者不尽的怜悯和关爱，这种怜悯和关爱的背后“隐伏着作者很深的痛苦”⒀同时也体现了人性初始的美丽。关于这个观点前人已经论证，谙熟沈从文的文学前辈朱光潜曾准确道出了《边城》的这种情绪内涵：
“它表面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浓郁隐痛，翠翠显出了从文自己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⒁
2、对命运中“偶然”现象的理性认识
前面我们已说过沈从文曾因一次“偶然”而得以存活下来，也曾因“偶然”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在《边城》里沈从文是有意识的对“偶然”这生命现象做性理的解释的。
在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中，人们纠缠最多的就是关于“渡船”和“碾坊”的议论。“渡船”代表着苗族自然的情爱形式，“碾坊”代表着带有物质利益性质的汉族的婚姻形式。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种由碾坊陪嫁代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已经悄然进入了边城世界。在边城乡民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已经分成了两大阵营。“我听别人说的，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这些消息的获得是翠翠“偶然”听到的，可是这“偶然”却影响翠翠的爱情，乃至人生。我们不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翠翠没有听到这些消息，故事的发展会是怎样呢？也许翠翠毫无顾虑地表现自己内心对傩送的爱慕，如果是这样，后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如果翠翠同意天宝托人说媒，故事的结局又会怎样？或许后来翠翠身为人母，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由此可见，“偶然”并不是一种无法认识的“鬼使神差”，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命该如此”，而是历史发展、社会演变的必然，只是这种必然没有让处于偏僻闭塞的下层民众所看懂认清罢了。这种现象和当年沈从文因为年龄小留守后方而避于 “神兵”和“民兵”突袭中死去的“偶然”出同一辙。
3、对“爱”字的“说明”
《边城》里，爱与被爱都是极自然的事，没有外力的压制，没有等级观念，没有族别歧视，一切都那么优美自然，这和沈从文早年漂泊芷江对爱情的观念——“不做有势力亲戚的女婿”一拍即合。
翠翠的感情情世界纯净美好，超越了世俗的利害关系，她对傩送的感情自主自为、纯洁坚贞。而傩送，一开始就明确地追求翠翠，丝毫不受金钱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也不受家长观念的制约——“不要碾坊要渡船”。这种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表现了自然情爱的高尚，去揭示一种作者希望的、新的、健全的、理想的和谐。
湘西世界里，每个人都从容平静地生活着。但他们单纯淡泊的生活里，却涌动着浓浓的情与爱。
老船夫与翠翠之间，一位老人与一位十四五岁的姑娘，是边城中一道美丽的风景，他们的相处中充满着爱与被爱、宽容与理解、其朴素纯真的亲情体现着湘西世界的和谐。一年端午，翠翠本已约好了爷爷守船，自己同黄狗过顺顺吊脚楼去看热闹，临走时翠翠问：“我走了，谁陪你？”爷爷说：“你走了，船陪我。”翠翠把眉毛皱拢苦笑着：“船陪你，嗨，嗨，船陪你。爷爷，你真是……”最后翠翠决定不去，对爷爷说：“要去让船去，我替船陪你！”这些话虽然有些憨笨，却能从中感受到翠翠与老船夫之间浓浓的亲情。翠翠可以隔着河向对岸的爷爷喊“爷爷，我要你”，翠翠可以独自一人放声痛哭而没有任何矫情，而得到的就是爷爷的呵护与关爱。这里虽非桃源，却似人间天堂。
小说也就在老船夫与翠翠这两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都市生活中正被消解的纯真与美好。
船总顺顺与摆渡老汉物质生活简直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然而他俩的感情却紧紧依偎在一起，并没有因物质的差别而割开他们生活的和谐。掌水码头的与撑渡船的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关怀中享受一定的人格平等。他们倾心而谈，一投足，一举手，一壶酒显得是那么的真诚、自然与和谐融洽。
作品以爱为核心，让我们在边城的宁静和谐中，体悟生命中的优美、健康与自然。翠翠在风雨中丧亲，但天性善良的湘西人没有让他感到孤独无助，船总顺顺忙前忙后，尽心照料，就连昔日向翠翠母亲求爱遭拒的杨马兵，也不请自来照顾无依无靠的翠翠。他们摆脱了世俗的功利，平静质朴地生活，而这些纯真质朴的情与爱，使平凡人的每个平凡日子都温馨感人，显示着湘西世界的和谐。
如此种种皆是沈从文对“爱”字的“说明”。
3、怀念善良的人性
行伍的几年时光中，沈从文“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的杀戮的黑暗。过早的面对社会残酷和周围的生活愚昧，使他以后将‘残酷’、‘愚昧’写入作品时消除了任何炫耀猎奇的可能，反而形成了一种追求美好人生、善良德性品格。”⒂
主人公翠翠是《边城》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她是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灵。“翠翠在风日里成长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垌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咀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双绝不世故的童心。她绰约动人、秀外慧中，有着水晶般晶莹清澈透明的性情。翠翠是美的化身，是全书的灵魂所在。她聪明美丽，纯真善良，纤尘不染的心灵和恬淡自如的生活状态，使得她成为作者梦中美丽的女神，留给读者的是她“天真灵逸、羞怯中见娴雅的气质，是她如鱼戏水地融合于大自然之中的诗一般的神韵。”⒃
《边城》里“人性皆善”。惟其善良，我们才更易感到悲哀的力量，因为更大的命运阴影罩住了他们的生存。主人公翠翠、二老心中皆有一个梦，一个共同的梦。但有着辗房陪嫁、戴着闪白白亮光的麻花铰银手镯的团总女儿挡在了他们中间，这对古老的湘西文化传统来说，是一种异质。可见，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已悄然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二老追求诗意的爱情，拒绝功利的碾坊婚姻，却最终难以摆脱爱情悲剧的延续和人生无常的宿命摆布！翠翠的爷爷老船夫也是在自家的“破渡船”与王团总的“新碾坊”的角逐中，并在拉渡时听别人说二老傩送“出于会打算盘”，决定要“碾坊”而不要“渡船”以后，赶往城里又从船总顺顺口中得到证实，感到希望破灭，心愿难成而心力交瘁，猝然死去。死去的不仅仅是爷爷的生命，而是一种“人性”的消失，一种“和谐”的破裂。
渡船与碾坊形成一组矛盾，这是不和谐出现的原因，在人们的生活中，真诚与美好总是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和人类自身的局限性所纠缠，人与人之间的可变性很大，人性的变迁与命运的无常成为任何人也无法把握的基本命题。虽然《边城》里每个人都极其善良，但却产生了必然的悲剧。
白塔的倒塌，老船夫的去世，翠翠的爱情悲剧，都昭示着湘西古朴民风的终结，美好人性的丧失，本真爱情的陨落。一个至淳至朴，至善至美的的桃源世界所有遗风遗俗长眠于此了。因此，说“《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也不是绝不正确。
5、表现内心的孤独
在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中，我们知道置身于都市里的“乡下人”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独身处幽的寂寞，而是一种不被人认同的内心痛苦，在《边城》里作者也表现了这一思想。
没有老伴的爷爷，没有兄弟姐妹、甚至没有父母的翠翠，这中间断代的残缺家庭，以及爷爷死后独守渡般的翠翠，组全成了一幅孤独的画面，这画面暗藏着人内心世界的悲凉。
爷爷唯一的女儿（翠翠的母亲），因“结婚不成”后喝河边冷水死去了。死去的何止一个人的生命，是爷爷所有欢乐和希望的破灭，死去的已经死去，无人可以诉说的爷爷默默背负“失女”带来的痛苦度过漫长的岁月，当外甥长大成人后，爷爷是可以淡忘那血肉失散的痛苦了的，但一次上城却得知道因自己迟疑不决而失去了翠翠的幸福，乃至天宝的生命，善良的爷爷愧疚发疾，于大雨滂沱的晚上死去，结束了苦难的人生。
这种亲人离散而带来的痛苦并不因为爷爷死后就结束，作为爷爷唯一后代的翠翠继续接过这痛苦的接力棒，承受着亲人死去，情人出走的双重痛苦的孤独。爷爷死后，翠翠不但接起爷爷生命中挥之不去的痛苦，还继续爷爷落下的活计，天天守着那每天有人来往的渡船，一面承受失去爷爷痛苦，一面承受等待情人到来的煎熬。然而，面对正常人无法承受的这些痛苦，翠翠和爷爷，乃至所有湘西民众一样，“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个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这验证沈从文在一篇题为《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文章里说的一句话——“在他们生活、爱憎和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沈从文是乡村叙述的代言人，乡村又是沈从文承载个人内心世界情感的载体，在表现爷爷和翠翠孤独的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孤独，反应湘西民众人生际遇的同时，也反应自己的人生际遇。
综上所述，沈从文创作《边城》的目的，不是为描绘一幅一现实隔绝的世外桃源，而是表现一种“人生形式”，并在这“人生形式”里注入自己三十多年生命历程中所体验的人生“哀乐”，并非“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 也不是“一首诗，一首二老唱给翠翠的情歌” ，更不是“生活于现实社会中而神往于过去的一部分人生活意识的艺术反映”或“与现实的状态和要求不合适”的肤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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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经历与《边城》创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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