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
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
《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
《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
《四世同堂》、巴金的
《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
《生死场》,路翎的
《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