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科技革命对未来社会的影响
论当代科技革命对未来社会的影响来源：科技成果纵横 作者：辽宁大学 何昱林 姜正超论当代科技革命对未来社会的影响（2005-2） 科技革命是由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包括科学事实、科学理论、科学观念）的飞跃进步所引起的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当代科技革命，又称新技术革命，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标志。截至目前，当代科技革命已经在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宇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它已经而且正在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毋庸质疑，它仍将是决定未来社会面貌的重要因素。 当代科技革命必将更能推动未来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现代化。当代科技革命对未来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知识形态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一旦把它应用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就能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另一方面，科技革命促使生产力各组成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的变化。劳动资料是人们对劳动对象施加影响并加以改造的工具和条件，其中以生产工具最为重要。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工具向着智能化、自动化发展，在机械动力代替人力畜力的基础上，电子计算机以及人造机器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人类将逐步从繁重的体力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发展的基础上，新材料技术突飞猛进，高分子液晶材料、高温超导材料，尤其是纳米材料等一系列新型材料的发明和应用，使人的劳动对象更为广阔。科技革命也使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提高，高度自动化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劳动者具备高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高素质的劳动者越来越受到重用。据统计，发达国家就业人员中科技人员与非科技人员的增长比是6∶1，因此各国都增强对劳动者的教育，劳动者将逐步从体力经验型向科技智力型转变。生产力各要素的这种变化，进而会引起产业结构向多元化、知识密集化，贸易结构向跨国性、全球性，消费结构向精神支出增加的方向变化，最终的结果是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 当代科技革命必将更能推动未来社会政治的现代化。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财富的增加，必然引起政治上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具有的知识以及劳动技能不同，对新增财富的占有就会出现差别，原有的利益格局会随之变化，进而引起各层次利益的阶级、阶层的调整，出现新的需求，这就需要政府做出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过程就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政治的现代化就是在生产（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权力的主要执行者即政府的高效化、精简化、民主化。 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高科技产业一体化面对的是复杂的系统问题，社会管理将面临产业发展、环境治理、网络及金融安全、伦理价值等深刻的社会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将成为每一个政府面临的难题，这对各国政府都是挑战和激励。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迫切需要实行决策民主化，让人民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政府决策，监督政府，而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则为决策民主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从这些意义上说，科技革命将推动未来政治的现代化。 当代科技革命必将更能推动未来社会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归宿，人的现代化追求人的自由和充分发展。科技革命对人的现代化的影响表现在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生产和家庭自动化的实现，把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下解放出来。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衣食满足后，开始追求劳动本身的意义和对自由时间的支配。这种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个人的角色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而细化，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向自主性、创造性发展。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也会带动价值观念的变化。从一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较多的自由后，人们更多地关注精神生活的质量，考虑人的存在价值的问题，追求民主法制，这样人就向着“自由人”步步接近。 科技革命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向现代化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技异化的问题。科技革命一方面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利，如果应用不当，科学技术会异化为一种破坏人类生活、违背人的本意、制约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二是阶级异化的问题。随着科技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突显，掌握科学技术者会不会逐步集中，形成其自身特定的利益范畴而上升为一个阶级？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又一次趋向于阶级的简单化——技术阶级与非技术阶级，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三是科技的进步带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因特网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使网络安全、高技术犯罪成为不可不防的问题，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然严峻。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既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也会受到社会力量、社会条件的制约。只有坚信科技的巨大推动力量，而又不盲目被这样的力量驱策，才能使科技真正有利于人类。□
论当代科技革命对未来社会的影响来源：科技成果纵横 作者：辽宁大学 何昱林 姜正超论当代科技革命对未来社会的影响（2005-2） 科技革命是由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包括科学事实、科学理论、科学观念）的飞跃进步所引起的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当代科技革命，又称新技术革命，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标志。截至目前，当代科技革命已经在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宇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它已经而且正在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毋庸质疑，它仍将是决定未来社会面貌的重要因素。 当代科技革命必将更能推动未来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现代化。当代科技革命对未来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知识形态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一旦把它应用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就能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另一方面，科技革命促使生产力各组成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的变化。劳动资料是人们对劳动对象施加影响并加以改造的工具和条件，其中以生产工具最为重要。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工具向着智能化、自动化发展，在机械动力代替人力畜力的基础上，电子计算机以及人造机器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人类将逐步从繁重的体力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发展的基础上，新材料技术突飞猛进，高分子液晶材料、高温超导材料，尤其是纳米材料等一系列新型材料的发明和应用，使人的劳动对象更为广阔。科技革命也使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提高，高度自动化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劳动者具备高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高素质的劳动者越来越受到重用。据统计，发达国家就业人员中科技人员与非科技人员的增长比是6∶1，因此各国都增强对劳动者的教育，劳动者将逐步从体力经验型向科技智力型转变。生产力各要素的这种变化，进而会引起产业结构向多元化、知识密集化，贸易结构向跨国性、全球性，消费结构向精神支出增加的方向变化，最终的结果是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 当代科技革命必将更能推动未来社会政治的现代化。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财富的增加，必然引起政治上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具有的知识以及劳动技能不同，对新增财富的占有就会出现差别，原有的利益格局会随之变化，进而引起各层次利益的阶级、阶层的调整，出现新的需求，这就需要政府做出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过程就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政治的现代化就是在生产（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权力的主要执行者即政府的高效化、精简化、民主化。 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高科技产业一体化面对的是复杂的系统问题，社会管理将面临产业发展、环境治理、网络及金融安全、伦理价值等深刻的社会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将成为每一个政府面临的难题，这对各国政府都是挑战和激励。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迫切需要实行决策民主化，让人民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政府决策，监督政府，而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则为决策民主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从这些意义上说，科技革命将推动未来政治的现代化。 当代科技革命必将更能推动未来社会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归宿，人的现代化追求人的自由和充分发展。科技革命对人的现代化的影响表现在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生产和家庭自动化的实现，把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下解放出来。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衣食满足后，开始追求劳动本身的意义和对自由时间的支配。这种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个人的角色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而细化，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向自主性、创造性发展。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也会带动价值观念的变化。从一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较多的自由后，人们更多地关注精神生活的质量，考虑人的存在价值的问题，追求民主法制，这样人就向着“自由人”步步接近。 科技革命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向现代化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技异化的问题。科技革命一方面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利，如果应用不当，科学技术会异化为一种破坏人类生活、违背人的本意、制约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二是阶级异化的问题。随着科技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突显，掌握科学技术者会不会逐步集中，形成其自身特定的利益范畴而上升为一个阶级？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又一次趋向于阶级的简单化——技术阶级与非技术阶级，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三是科技的进步带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因特网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使网络安全、高技术犯罪成为不可不防的问题，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然严峻。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既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也会受到社会力量、社会条件的制约。只有坚信科技的巨大推动力量，而又不盲目被这样的力量驱策，才能使科技真正有利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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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11-30
科学革命
scientific revolution
由科学的新发现和崭新的科学基本概念与理论的确立而导致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根本变革。它是人类认识领域的革命，是科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改造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从而把科学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提出种种新的认识客观世界的原则。科学革命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驱，推动着社会进步。科学革命可能涉及到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也可能涉及广泛的科学领域，或者只涉及到某一学科。当原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概念和理论体系在新的事实材料面前 ，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无法圆满地说明和解释新的事实的时候，预示着理论上的突破。这种理论的危机正是科学革命成熟的标志。
新的科学基本概念及理论体系的建立，并替代了原有的概念及理论体系，这是科学革命的内容。因此，科学革命是对科学体系的根本改造。新旧概念、理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有时是新的概念和理论推翻和完全替代了原有的概念和理论；有时是新的概念和理论把原有的概念和理论包含在其中，作为一种特例，对原有的概念和理论的适用范围和界限加以严格限制和新的界定；也有时表现为新的概念和理论对原有的概念理论的重大修正、补充和发展。科学革命表明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质的飞跃。与新的科学理论的建立相伴随，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图景，即所谓自然观也会发生相应的重大变化。哲学是靠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把握世界的，因此，每次重大的科学革命都导致自然观的变革。
科学革命本质上是科学思维方式的革命，科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是科学革命的实质。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是解决科学进步过程中发生的危机的手段。科学发展中的每个重大突破都是与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出现紧密相联的。因此，各门科学和整个科学发展的水平可以根据它们所采用的方法的完善程度来判断。在科学革命过程中，从某一学科的突破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将迅速向其他学科传播，甚至向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渗透，从而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思维方式，并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
科学革命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质的飞跃，必然会对人类社会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科学革命对社会发生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新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工具并发明了新的工艺，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科学革命所孕育的科学新思想、新科学思维方式和新的科学精神作为巨大的文化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进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科学革命常常是社会革命的先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对科学革命问题的研究 ，奠定了研究科学革命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恩格斯把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称之为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的革命行为 ，指出物质生产进步是这次科学革命的基础，并把自然科学革命和社会经历的革命变革联系起来。恩格斯还分析了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引起的自然科学革命。列宁从哲学认识论上分析了19世纪末放射性的发现引起的物理学革命。
1962年 ，T.S.库恩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 》一书出版 ，引发了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革命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近代科学自萌芽之初就对人类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塑形作用，首先是在其诞生之地的西方，其后逐渐扩散到整个有人类活动的世界——可以说，这一扩散过程至今仍在延续。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科学所以具有这种作用，是因为它可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进而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因此科学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
的力量。
由于这样的原因，完成于17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在巴特菲尔德以前就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而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将以往人们对科学革命的叙事性论述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下的精致分析，库恩的理论不但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这些学科中的核心内容，而且对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也发生了影响。但是，关于科学革命的研究并没有到此停步。库恩以降，有关科学革命理论的新观点、新视角和新题材层出不穷，至今方兴未艾。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库恩的模式是对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特定知识领域中所发生现象的归纳结果；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知识的深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内涵与科学革命的形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比较一下16、17世纪发生在行星天文学和经典物理学领域的革命，和20世纪由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革命，我们就会发现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毋庸置疑，科学革命至今仍是一个有待深入发掘的思想宝库。
在近代科学迈向现代科学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思想家们亦曾致力发展一个被我们称为“科学进步论”的学说，其要旨是：科学是一项不断进步的事业，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的持续进步。其代表者如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惠威尔的《归纳科学的历史》，乃至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就都采用了上述基本立场；而这样一种对社会进步的论证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必然导致社会进步”的理论在西方社会已获得广泛认同，读一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从那些有关战前维也纳文化生活的素描，就能体会当时洋溢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普遍乐观情绪——由于科学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一个公正、繁荣与和平的美丽新世界仿佛真的就要出现，至少出现在最先受到近代科学恩惠的欧洲人面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机器屠杀正好起源于欧洲这块土地。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使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深受其害而又曾经沉迷于“科学进步”论的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全面反思文明和进步问题。人们不再盲目地相信科学进步必然导致社会进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开始浮现，它们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机器生产的反思，与科学和技术发展所引出的环境、资源、伦理乃至种种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其前卫的锋芒甚至直指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这一滥觞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思潮，在1960年代末开始蔓延到二战最大的获利者和世界第一超级强国的美国。在文化强势场的作用下，后现代思潮的幽灵不断向外辐射，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自然不能幸免。
后现代思潮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易于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幻觉：科学导致社会进步的观点已经彻底破产了。固然，就一种曾经引领风骚的学术思潮而言，“科学进步论”已是明日黄花。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西方发达国家，基于理性批判立场的新一轮知识推动论，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重新崛起。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发起的2061行动计划，就是这种社会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其目的在于通过教育系统的改革而使所有的美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代表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也在致力于“科学与创新”的同时，关注基于知识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新型的知识推动论中，科学与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意义仍然居于核心位置。
如果说过去将社会进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和技术革新是有疑问的，那么，后现代主义者们将现代生活中的一些负面结果归罪于科学，无疑是另一种更加片面的看法。
就近代和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言，中国完全是一个后发国家，落后的原因则要追究到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出现的时代，这也正是李约瑟博士企图通过他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来加以考察的议题。事实上，“李约瑟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科学”这一论域，其深刻内涵至今尚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它不单单是问近代科学何以在中国缺席，而且涉及如何理解和看待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文化多样性、“科学进步论”，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等一系列复杂的科学编史学问题。
李约瑟的历史哲学中包含着一些矛盾，它们是“李约瑟问题”的“原罪”。我斗胆使用这一刺耳的词汇并不是要否定李约瑟工作的价值，相反，正是要通过揭示一些根本性的矛盾来突显李约瑟那个著名历史问题的独特魅力。具体一点讲，李约瑟强调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文明是平等的，但是他在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的时候却使用着西方参照系统。又，作为“科学进步论”的信徒，他坚信文明的演进必然有一个“百川归海”式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又宣称文化多样性是社会繁荣的重要前提，那么是否存在不同于西方经历过的现代化道路呢？还有，他坚信一种普世（oecumenical）理论，认为所有的文明只要演进到一定程度，其中的人民就会感悟到造物主的智慧，从而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科学与技术；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所有民族在认知本能上具有一致性，如同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研究中揭示的那种深层同构一样，那将如何解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呢？反过来，如果多样性是文化中更本质的东西，又何必参照某一标准问“whynot”那样的问题呢？这些深刻的矛盾都隐涵在“李约瑟问题”里面。
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并如同历史上的意大利、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从整体结构上看，国家目前的工业体系仍远未摆脱低劳动成本、高能源消耗和深度环境破坏的特征；也就是说，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许多方面将不得不面临西方工业化早期遭遇过的那些社会与环境问题。此外，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新技术的主要源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中国通过这些发达国家获得高新尖端技术的路径十分有限，因此探索“中国道路”绝不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纸上谈兵。
重新思考科学革命与世界近代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科学被资本积累和殖民扩张的力量所利用，随着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运转，世界近代史就呈现出扩张与反扩张、剥削与反剥削、侵略与反侵略的基本张力；与此同时，科学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则使更多的地区和人民受惠，而一切形式的非西方文明也被迫启动其现代化进程。今天，在全球化大潮已经涌现在我们眼前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重新严肃地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主题，以自己的方式探索顺应全球化趋势的现代化社会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往的科学史研究就显得过于专注科学知识系统的发生、发展，而对科学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与文化氛围中经历的过程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说得具体些，在我国，系统的国别史形式的科学社会史、科学文化史至今仍十分少见，然而正是这样一些研究，以及同科学革命有关的议题，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思考并回答“中国如何走自己道路”的问题。
《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的编辑与出版，只能说是一种尝试。文集有选择地编辑和译介了一些重要论文，涉及科学中心的转移、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不同国家的科学发展乃至现代化问题。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理解科学革命发生的复杂背景与机制，理解哥白尼－牛顿以降的科学发展进程，以及科学革命对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乃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进而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视角下考虑中国科学与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scientific revolution
由科学的新发现和崭新的科学基本概念与理论的确立而导致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根本变革。它是人类认识领域的革命，是科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改造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从而把科学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提出种种新的认识客观世界的原则。科学革命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驱，推动着社会进步。科学革命可能涉及到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也可能涉及广泛的科学领域，或者只涉及到某一学科。当原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概念和理论体系在新的事实材料面前 ，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无法圆满地说明和解释新的事实的时候，预示着理论上的突破。这种理论的危机正是科学革命成熟的标志。
新的科学基本概念及理论体系的建立，并替代了原有的概念及理论体系，这是科学革命的内容。因此，科学革命是对科学体系的根本改造。新旧概念、理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有时是新的概念和理论推翻和完全替代了原有的概念和理论；有时是新的概念和理论把原有的概念和理论包含在其中，作为一种特例，对原有的概念和理论的适用范围和界限加以严格限制和新的界定；也有时表现为新的概念和理论对原有的概念理论的重大修正、补充和发展。科学革命表明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质的飞跃。与新的科学理论的建立相伴随，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图景，即所谓自然观也会发生相应的重大变化。哲学是靠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把握世界的，因此，每次重大的科学革命都导致自然观的变革。
科学革命本质上是科学思维方式的革命，科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是科学革命的实质。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是解决科学进步过程中发生的危机的手段。科学发展中的每个重大突破都是与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出现紧密相联的。因此，各门科学和整个科学发展的水平可以根据它们所采用的方法的完善程度来判断。在科学革命过程中，从某一学科的突破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将迅速向其他学科传播，甚至向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渗透，从而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思维方式，并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
科学革命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质的飞跃，必然会对人类社会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科学革命对社会发生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新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工具并发明了新的工艺，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科学革命所孕育的科学新思想、新科学思维方式和新的科学精神作为巨大的文化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进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科学革命常常是社会革命的先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对科学革命问题的研究 ，奠定了研究科学革命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恩格斯把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称之为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的革命行为 ，指出物质生产进步是这次科学革命的基础，并把自然科学革命和社会经历的革命变革联系起来。恩格斯还分析了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引起的自然科学革命。列宁从哲学认识论上分析了19世纪末放射性的发现引起的物理学革命。
1962年 ，T.S.库恩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 》一书出版 ，引发了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革命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近代科学自萌芽之初就对人类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塑形作用，首先是在其诞生之地的西方，其后逐渐扩散到整个有人类活动的世界——可以说，这一扩散过程至今仍在延续。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科学所以具有这种作用，是因为它可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进而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因此科学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
的力量。
由于这样的原因，完成于17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在巴特菲尔德以前就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而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将以往人们对科学革命的叙事性论述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下的精致分析，库恩的理论不但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这些学科中的核心内容，而且对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也发生了影响。但是，关于科学革命的研究并没有到此停步。库恩以降，有关科学革命理论的新观点、新视角和新题材层出不穷，至今方兴未艾。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库恩的模式是对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特定知识领域中所发生现象的归纳结果；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知识的深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内涵与科学革命的形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比较一下16、17世纪发生在行星天文学和经典物理学领域的革命，和20世纪由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革命，我们就会发现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毋庸置疑，科学革命至今仍是一个有待深入发掘的思想宝库。
在近代科学迈向现代科学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思想家们亦曾致力发展一个被我们称为“科学进步论”的学说，其要旨是：科学是一项不断进步的事业，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的持续进步。其代表者如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惠威尔的《归纳科学的历史》，乃至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就都采用了上述基本立场；而这样一种对社会进步的论证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必然导致社会进步”的理论在西方社会已获得广泛认同，读一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从那些有关战前维也纳文化生活的素描，就能体会当时洋溢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普遍乐观情绪——由于科学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一个公正、繁荣与和平的美丽新世界仿佛真的就要出现，至少出现在最先受到近代科学恩惠的欧洲人面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机器屠杀正好起源于欧洲这块土地。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使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深受其害而又曾经沉迷于“科学进步”论的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全面反思文明和进步问题。人们不再盲目地相信科学进步必然导致社会进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开始浮现，它们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机器生产的反思，与科学和技术发展所引出的环境、资源、伦理乃至种种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其前卫的锋芒甚至直指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这一滥觞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思潮，在1960年代末开始蔓延到二战最大的获利者和世界第一超级强国的美国。在文化强势场的作用下，后现代思潮的幽灵不断向外辐射，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自然不能幸免。
后现代思潮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易于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幻觉：科学导致社会进步的观点已经彻底破产了。固然，就一种曾经引领风骚的学术思潮而言，“科学进步论”已是明日黄花。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西方发达国家，基于理性批判立场的新一轮知识推动论，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重新崛起。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发起的2061行动计划，就是这种社会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其目的在于通过教育系统的改革而使所有的美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代表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也在致力于“科学与创新”的同时，关注基于知识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新型的知识推动论中，科学与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意义仍然居于核心位置。
如果说过去将社会进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和技术革新是有疑问的，那么，后现代主义者们将现代生活中的一些负面结果归罪于科学，无疑是另一种更加片面的看法。
就近代和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言，中国完全是一个后发国家，落后的原因则要追究到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出现的时代，这也正是李约瑟博士企图通过他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来加以考察的议题。事实上，“李约瑟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科学”这一论域，其深刻内涵至今尚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它不单单是问近代科学何以在中国缺席，而且涉及如何理解和看待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文化多样性、“科学进步论”，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等一系列复杂的科学编史学问题。
李约瑟的历史哲学中包含着一些矛盾，它们是“李约瑟问题”的“原罪”。我斗胆使用这一刺耳的词汇并不是要否定李约瑟工作的价值，相反，正是要通过揭示一些根本性的矛盾来突显李约瑟那个著名历史问题的独特魅力。具体一点讲，李约瑟强调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文明是平等的，但是他在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的时候却使用着西方参照系统。又，作为“科学进步论”的信徒，他坚信文明的演进必然有一个“百川归海”式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又宣称文化多样性是社会繁荣的重要前提，那么是否存在不同于西方经历过的现代化道路呢？还有，他坚信一种普世（oecumenical）理论，认为所有的文明只要演进到一定程度，其中的人民就会感悟到造物主的智慧，从而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科学与技术；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所有民族在认知本能上具有一致性，如同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研究中揭示的那种深层同构一样，那将如何解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呢？反过来，如果多样性是文化中更本质的东西，又何必参照某一标准问“whynot”那样的问题呢？这些深刻的矛盾都隐涵在“李约瑟问题”里面。
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并如同历史上的意大利、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从整体结构上看，国家目前的工业体系仍远未摆脱低劳动成本、高能源消耗和深度环境破坏的特征；也就是说，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许多方面将不得不面临西方工业化早期遭遇过的那些社会与环境问题。此外，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新技术的主要源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中国通过这些发达国家获得高新尖端技术的路径十分有限，因此探索“中国道路”绝不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纸上谈兵。
重新思考科学革命与世界近代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科学被资本积累和殖民扩张的力量所利用，随着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运转，世界近代史就呈现出扩张与反扩张、剥削与反剥削、侵略与反侵略的基本张力；与此同时，科学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则使更多的地区和人民受惠，而一切形式的非西方文明也被迫启动其现代化进程。今天，在全球化大潮已经涌现在我们眼前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重新严肃地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主题，以自己的方式探索顺应全球化趋势的现代化社会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往的科学史研究就显得过于专注科学知识系统的发生、发展，而对科学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与文化氛围中经历的过程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说得具体些，在我国，系统的国别史形式的科学社会史、科学文化史至今仍十分少见，然而正是这样一些研究，以及同科学革命有关的议题，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思考并回答“中国如何走自己道路”的问题。
《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的编辑与出版，只能说是一种尝试。文集有选择地编辑和译介了一些重要论文，涉及科学中心的转移、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不同国家的科学发展乃至现代化问题。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理解科学革命发生的复杂背景与机制，理解哥白尼－牛顿以降的科学发展进程，以及科学革命对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乃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进而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视角下考虑中国科学与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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