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应如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应如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一. 什么是效率和公平？
　　1. 效率是指人的活动的效率。人的活动是主体借助一定的手段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一般而言，效率就是人的活动所达到的目的和从事这种活动所运用的手段之间的比例关系。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生产活动，因此，我们所说的效率主要是指生产活动的效率。具体地说，效率就是人的生产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成本不变，产出越大，效率越高；同样，产出不变，成本越低，效率越高。
　　2.何谓公平？理论界有这样几种观点：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适宜的公平观。这种观点把收入差距大小作为判断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在当前西方理论界比较流行。这是以结果的均等作为判断公平与否的标准，而没有考虑收入的渠道和手段。第二，按劳分配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权”。要求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种原则摒弃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认同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和努力可以得到更多回报，体现了激励原则。第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强调的是在市场竞争中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第四，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二、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含义
　　1、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是美国统计学家M.洛伦兹（M.O.Lorenz）提出的，是用以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一种曲线。洛伦兹曲线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反之，洛伦兹曲线弯曲程度越小，收入分配越平等。
　　2、基尼系数（Gini voefficient）是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一个衡量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实际基尼系数总是在零和1之间，其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平均；反之，则越不平均。
　　三、吴敬琏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你是否同意他的上述观点？请说明理由。
　　我个人同意吴敬琏的观点。吴建链的观点认为：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归咎于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和80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是缺乏依据，有些片面。我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作用，是经济发展中不可调和的产物。一国经济的发展同样遵循一定的规律，收入的的差距扩大，正是公平作用的结果。在机会平等条件下，有能力的人，通过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取得了良好收入的，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从进化论的观点，体现了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也体现了资源的充分利用。在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吴建链认为应做好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良好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下，离开了上述的保证，那是空谈经济。
　　四、简述这我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城乡、居民、地区、待业等），分析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1.现阶段收入分配的总体状况有四个显著特点；其一，居民收入普遍增加，各个阶层群体都获得了改革带来的实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二，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及其内部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着收入差距；其三，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内又普遍地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其四，收入分配秩序混乱，非常态收入特别突出。进一步衡量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常常运用相对收入不平等分析方法，如“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1995年的0.28,尚处于合理区间,说明尽管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差距尚不显著。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5年的0.34,表明农村由于各个家庭成为独立经济主体,收入分配差距比城市要高,全国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17上升到1995年的0.445,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且比城市农村基尼系数要高出许多,显示出城乡差距目前仍较大,且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差距是扩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城市、全国的基尼系数都呈扩大趋势。
　　2.分配不公产生的原因
　　（1）、政策上的误区
　　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不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2）、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3）、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各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
　　3.减少分配不公的建议
　　1.加速城市化进程2、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国有资产监督机制3、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础建设4、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税制,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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