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社会学(sociology)起源于19世纪末期，是一门利用经验考察[1][2]与批判分析[3]来研究人类社会结构与活动的学科。社会学家通常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一起并列于社会科学底下来研究。因其兴起的历史背景，社会学研究的重心很大一部份放在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生活实态，或是当代社会如何形成演进以至今日的过程，不但注重描述现况，也不忽略社会变迁。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广泛，小到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到全球化的社会趋势及潮流。家庭、各式各样的组织、企业工厂等经济体、城市、市场、政党、国家、文化、媒体等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而这些研究对象的共通点是一些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事实。虽然“社会性”的定义在不同学派之间仍有争执，但社会事实外在于个人，且对个人的行为跟认知有影响，这一点是大致上为社会学者所共同接受的。

　　对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整体研究源远流长。在19世纪初期，孔德认为过去神学及崇尚武力的社会慢慢消失，以理性、科学、工业为主的年代正在抬头，两者之间的冲突正是社会动荡的源头。在社会制度转变的时期，这种过渡性的冲突及混乱是无可避免。在旧制度消失前，人们无法体验新制度，往往需要多次社会转变才能改组社会。[4]社会学就是针对社会改组的问题（现代性）而发展成为一门社会科学。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家不但希望了解什么使得社会团体聚集起来，更希望了解社会瓦解的发展过程，从而作出“纠正”。纠正的观念并不暗示社会学家默认一个“正确社会”的模板。涂尔干本人都不认为有一个终极的、完美的社会可以参考。简单来说，当一群人互动形成一个稳定的参考架构，运行良久，对他们来说就是“常态”。当社会制度问题积累下来，此一稳定状态被打破，形成混乱，即上述所谓“瓦解”时，就形成病态。因此涂尔干认为，社会学家职责在于找出一个社会的“日常常态”，如此才能确定出“病态”的判准。社会学家需要不断观察与分析，不是找出模板，宣称终极事实就结束。

　　相反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并不探索对纠正社会的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对社会病疾提出的纠正方案，往往是以一个小群体的观念强加到绝大多数人的身上，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问题加重。20世纪初，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等人，受到上一代如韦伯与齐美尔学说影响，加之参考马克思理论，针对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悲观看法，其中尤其看到社会虽然高度分工，却也产生生活的分裂化。尤其是在艺术文化领域，大量复制技术的出现，造成艺术精神的丧失。法兰克福第二代哈伯玛斯继承上述观点，并参照美国结构功能论与象征互动论、欧陆的现象学等，提出沟通行动论，与第一代悲观观点不同。认为必须致力建构一个可沟通的社会，才是悲观现代性的出路。而上述的观念，类似社会冲突论，知名人士如达伦道夫，也是以马克思对社会阶级分析为主，认为社会有掌握资源的的阶级，以及受统治的阶级，惟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握有生产工具，无产阶级因无工具而受宰制，需要反抗革命，观点较属于政治经济学，但冲突论者，结合韦伯对阶层─加入社会地位等角度，认为社会不平等，源自多方面，不只经济不平等。

　　今天，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研究包括了一系列的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行为的研究，包括对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到细如家庭结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社会学系分成更多更细的研究方向，包括像犯罪和离婚，在微观方面例如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些社会学家使用定量研究(定量研究来以哲学的演绎法为根基，先默认假说，搜集样本后以机率与反面验证方式推论)的方法从数量上来描述一个社会总体结构，以此来研究可以预见社会变迁和人们对社会变迁反应的定量模型。这种由拉扎斯费尔德（Paul F.Lazarsfeld）倡导的研究方法，现在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两个主要方法论之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另外一个主要流派是定性研究(定性研究属于归纳法，透过不断归纳资料属性，最后建构一个关于对象专属的理论，又有人称为扎根理论)，包括历史社会学、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专题小组讨论等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基于扎根理论、内容分析等定性资料的分析及归纳方法。从事定性分析的社会学家相信，这是一种更好的方法，因为这可以加强理解“离散”性的社会和独特性的人文。这种方法从不寻求有一致观点，但却可以互相欣赏各自所采取的独特方式并互相借鉴。主流的观点认为，定量和定性这两种研究方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涂尔干与韦伯都强调两者的重要性─亦即从主观（定性）与客观（定量）交错研究。到后来的象征互动派大师布鲁默（Herbert Blumer）相当强调定性的影响力。

　　20世纪晚期以来的社会学并没有摆脱赖特·米尔斯所揭示的问题。可以认为，社会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科，面临着比经济学更加严重的危机。20世纪中晚期以来的社会学日益学院化，同时却又显得支离破碎，缺乏核心的解释逻辑，对公众面临的问题缺乏强有力的回应。一些传统的领域在制度经济学的渗透下，也逐渐在丧失。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社会学学者似乎都缺乏回应。

文化相关：

1、文化：即该人类群体之共同认知的主观部分。一个群体的共同认识可以理解为一个类似于竖立起来的光谱一样的序列，我们将其分为两部分，上面主观性较强的部分即为文化，而下面客观性较强的部分则称为科学，例如饮茶是一种文化，而制茶则是一种科学（技术）。另外要注意，这种划分是依据认知的主客观性强弱来进行的，而这种强弱变化是连续的，所以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科学与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人总是站在科学的大地上顶着文化的天空，文化的影响存在于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从穿的衣服、吃的食物、住的房子到婚丧嫁娶再到比较极端的“强奸之都”称号、“荣誉谋杀”事件等等。一般来看文化很稳定，甚至保持几千年不变，任何一个试图去改变所属群体的文化的人都会感觉到极度的孤立、虚弱，因为文化的改变一般是在这个群体面临着现实的挤压时才能实现。

2、社会意识：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局部的、短期的、不稳定的思想潮流，它可能是一种新文化的萌芽，也可能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应激现象，例如19世纪末在日本出现的要求本国抛弃传统文化、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脱亚入欧思潮和向野兽学习的军国主义极端思潮。

3、文明：一个群体之共同认知的成就状态，也就是说文明包含了文化文明与科学文明两种，例如古代印度的文化相当发达，尤其是宗教，而为人赞叹的玛雅文明主要体现在天文学方面。在文明的传播方面，科学因具有更强的可移植性所以传播得更迅速和深远，而文化则会在传播中不断地减弱、变异，从而在地理上出现明显的中心与边缘现象。

4、语言文字：虽然它们本质上属于中性的共同认识，但是我们倾向于将其看作认知工具，而非文化，只不过因为长期与特定文化连结，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色彩。

5、宗教：文化理论化的成果之一，像科学理论一样最初一个群体所秉持的文化是多方面的、零散的、肤浅的，理论化之后的文化即文化理论增强了文化的稳定性和感染力。文化理论化的道路其实有两条，在古代中国，儒家学派坚持世俗的观念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伦理学说，造就了世界的东方文明圈，而同时代的世界上其它地方则走向了神学，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几大宗教。

6、文化时代：因为在工业革命前人类世界普遍地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氛围，所以可以将那段历史称为文化时代，文化时代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尚未出现，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比较低，另外，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学，文化的理论化工作最先完成，这些文化理论反过来又增强了时代的文化色彩。

7、信仰自由：把神放在心中就好，因为把神放在嘴上会导致争吵，把神放在拳头上会导致屠杀。

8、民族：秉持某种特定文化的人类群体，基于文化的差异而出现的现象，在世界上准确地划分民族是不可能的，当前诸多民族的划分是以某种既定的标准，同时辅以地理、人种、历史等其它因素而进行的。民族属于文化范畴，国家属于政治范畴，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直接的联系，不能陷入某些概念上的误区，例如，在中国汉民族一直是主体民族，但是不能将中国与汉族划等号，要知道，几千的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

9、民族性格：一个民族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质。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核心理念，而民族性格就是这些核心理念的外化，它使其它人能够感觉到，众所周知，大和民族具有强烈的耻文化，但同时缺乏罪恶感，在阳光下他们是彬彬有礼的绅士，而在阴暗的角落里则是一只只标准的动物。

10、社会化：群体中的成员习得共同认知和正确地认识自我的过程，习得共同认知的过程包括了学习文化和科学两部分，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强调学习文化的过程，另外正确地认识自我这个过程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其实它很重要。

11、教育：知识传承的手段，也是自然人社会化和社会成员的再社会化最便捷的途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必然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无差别教育可以缓解社会的腹胀程度，增加社会活力，是竞争平台建设中的一种积极、主动的手段。

12、大国学术：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强大国家必须具有的学术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之一，但实际上这关系到国民的素质问题，而没有足够高的国民素质的支撑，经济繁荣只能昙花一现，社会发展无从谈起。

13、文化的庸俗化：以享乐主义为中心的文化庸俗化的趋势一直存在，庸俗文化是侵蚀文化肌体的病毒，使人堕落、道德败坏，无异于精神鸦片。

政治相关：

1、社会控制系统：社会作为一个群体有管理的需要，作为个体的集合又有政治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就是社会控制。元素流系统、社会认知系统和社会控制系统共同组成了社会三大系统，分别解决了社会“到底是什么”、“怎么看社会”和“怎么去做”的问题，控制系统和认知系统虽然不是社会的本质，但是却深刻地控制和影响着社会。

2、政治：对元素流系统的控制。元素流系统由众多的元流组成，是社会的本质，政治是从个体角度出发对元素流系统的调整，从而使之更利于自己或自己一方的行为，所以政治必然是自私的。

3、管理：简而言之即有序化，与政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从群体角度出发对元素流系统进行调整的行为，使全体成员的利益最大化，本质上应该是无私的。政治与管理作为两种社会控制的手段共存于社会之中，在不同的社会中程度不同，例如中国政府管理的手段应用得多一些，而西方国家的政府政治活动更活跃。另外，对政治和管理的理解不能僵化，从群体角度来看，政治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管理行为，而从个体角度来看，管理也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

4、国家：凡政治所及即为国家，国家是政治的组织形式，诚然，没有土地、人口等无法形成一个国家，但这些只是组成国家的要素，不是国家的本质。

社会学主要研究相对现代尤其是当代的人类社会行为，从过去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起源、组织、风俗习惯的人类学倾向变为以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中的组织性或者团体性行为的学科，在社会学中，人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群体或机构的成员存在。

社会学作为对现代性突出矛盾的回应出现于19世纪。这个现代性矛盾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个人的世界经验却变得越来越分裂和分散。社会学家希望不但了解是什么使得社会团体聚集起来，更希望了解“纠正”社会瓦解的发展过程。（这种观点主要是社会学中的迪尔凯姆派所持的观点，而其他的一些派别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探索对社会的救治，因为他们认为对社会病疾提出的救治方案往往是以一个小群体的观念去强加到绝大多数人的身上，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使问题加重）

今天，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研究包括了一系列的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行为的研究，包括对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到细如家庭结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社会学系分成更多更细的研究方向，包括像犯罪和离婚。在微观方面例如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还常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来描述一个社会总的结构，以此来发展可以预告社会变化和人们对社会变化的反应的方法。但这种由拉姆斯费尔德发展的方法现在却往往别证明是无效和浪费时间。主要的社会学分支还是相信定性研究方法——例如集中采访、群体研究——因为这种可以更好的对一个“离散”性的社会和独特性的人文的了解，这种方法从不寻求有一致观点，但它们却可以互相欣赏各自所采取的独特的方式并互相借鉴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社会指的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社会”行为则表示，根据行为者所赋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

社会学指的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包括外在的和内心的行动，以及不行动或忍受），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社会”行为则表示，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意向是否客观上“正确”或者是否能够被形而上学地论证为“真”，在此毫无意义。理解社会学的方法是理性主义，然而这种理性是要综合理性与非理性，以及理性中的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韦伯的这种社会科学观真的在方方面面都像是个活亚里士多德英雄配实用主义皮肤。韦伯认为价值理性行为在人类行为中所占的比率的高低，在不同情况下尽管可能有明显的差异，但几乎都是微不足道的。 从目的理性的立场出发，价值理性总是非理性的。可与史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