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我最喜欢的历史文物
题目：我最喜欢的历史文物
要求：
1.字数600以上
2.首先要描写文物的“外形工艺美”
3.然后写关于它的历史事件，要有“历史真实感”
4.最后要有创造想象，说明它的其他用途
文章尽量写得浅一点，，太专业我看不懂。。
麻烦大家了。。
谢谢。。
一楼的不错。。就是字数多了点。。。
二楼的有点跑题了。。是文物不是人物啊。。。
中国人用印信来表示信用，始于周朝。到了秦朝，才有玺和印之分，皇帝用的印叫玺，臣民所用只能称为印。
根据汉代的记载，皇帝有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六玺的用途都不同，由符节令丞掌管。然而，传国玉玺不在这六玺之内，因为这个玉玺是用来代表正统的，所谓“真命天子”必须拥有这个玉玺，否则只能是草鸡大王而非真龙天子。
历史前移，我们从春秋时代说起。春秋时的楚国有个采石的人叫卞和，一天他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采石，看见一只风凰栖落在一块青石上。“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卞和认定这块石头是个宝贝，便将它献给楚厉王。
但是玉工没有识辨出来，就以为它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命人砍掉了卞和的左脚。
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献宝，仍被认成是普通的石头，又以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
再往后，武王的儿子文王做了国君，卞和还想去献宝，可他失去双脚无法行走，于是抱玉大哭，哭宝玉不为人识。文王派人去问他，他说：“我并不为失去双脚而伤心，我伤心的是明明是宝玉却被说成是石头，明明是忠诚的臣民却被说成是骗子。”
文王便命人将石头剖开，果然是一块洁白无瑕、光润晶莹的宝玉，由良工雕琢成璧。因此璧是卞和所献，便取名“和氏璧”。更神奇的是这块宝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据记载，这和氏璧置于暗处，自然发光；置于座间，冬月则暖，可以代炉；夏月则凉，蚊蝇不入；还能却尘埃、辟邪魅。
无价之宝和氏璧归楚文王后，被视为国宝，在楚国历代国君手里相传了370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交往，往往以玉为使臣信物，而玉中极品和氏璧更是国家的象征。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各诸侯国都想把这块稀世之宝据为己有。
和氏璧的第一次失踪是在四百年后。楚威王将此璧赏赐给了有功的相国昭阳。昭阳某日请客时，出璧让各宾客观赏，席散时却不翼而飞，虽经多方搜查也毫无下落。楚相昭阳因宴会偶失此璧，怀疑为张仪所偷，把张仪打了个半死，张仪因此入秦，凭三寸不烂之舌瓦解了六国的“连横”，玩六国于股掌之间，为日后强横大秦的铁骑踏平六国扫平了障碍。其实昭阳实在是冤枉了张仪。
五十多年后，这和氏璧不知怎么的竟流到了赵国，出现在赵国太监缨贤的手中，赵惠文王便据为己有。此时，秦国势力已十分强大，当时在位的秦昭襄王得知和氏璧在赵国，便说要用十五城来交换璧。赵王孱弱，只好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上演了完璧归赵的故事。
六十一年后秦灭赵。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氏璧自然也就归秦始皇所有了。李斯《谏逐客书》有“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的句子，“随和之宝”即指“随侯之珠”与“和氏璧”两物，说明和氏璧已入始皇之手。秦王统一中国，自称“始皇帝”，秦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命良工将此玉琢为玺，玉工孙寿将宰相李斯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鸟虫形篆字刻在和氏璧上，作为皇帝的玉印。这样，和氏璧就成了“国玺”。
秦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视天下，船至洞庭湖，忽然风浪大作，有人献策丢宝镇浪，便将传国玉玺丢入湖中。说来也怪，洞庭湖竟立即风平浪静。
八年后，秦始皇巡狩到华阴，有人持玺挡道，奉还秦始皇曰：“持此还祖龙。”（皇帝称“真龙天子”，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故而称“祖龙”）始皇帝使人收下玉玺，该人即化作一阵清风而去。
不久，秦始皇东巡时病倒于途中，据《史记·秦本记》，秦始皇“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即以此玺为天子之权的象征传给扶苏。始皇死后，赵高利用和氏璧篡权，玉玺传给二世胡亥。
刘邦率兵攻入咸阳时，秦王子婴杀死赵高，把璧献给刘邦。刘邦入咸阴，子婴“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和氏璧成了天下的象征，类于“九鼎”。
刘邦建立汉朝，并把秦玉玺作为汉朝的国印，从他起，将玉玺一代一代传了下去。自此，和氏璧成为“传国玺”。刘邦之后，传了九代皇帝。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当时的皇帝刘婴仅两岁，传国玺由王莽的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王莽命大臣王舜向孝元太后索取传国玉玺，孝元太后身为汉朝的皇太后倒心向着汉室，被逼不过，一怒之下将此镇国之宝掷于地上（《汉书·元后传》），据说摔坏了玺纽的一角，后来王莽用黄金镶补，但无济于事，还是留下了缺痕。东汉光武帝刘秀打败了王莽，夺回传国玉玺，此玺又成了汉家天下的象征。
到了东汉末年，战乱纷起，群雄逐鹿，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此玺，返宫后发现玉玺已不知去向。不久，董卓之乱，各路诸侯纷纷起兵。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见城南甄官井中隐隐冒五色彩光，使人下井打捞。捞起一宫女服装的尸体，显见那尸体已经有很长时间，却未腐烂，尸首项下带一锦囊。取开看时，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打开里面有一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孙坚意外地得到玉玺，《三国演义》有“匿玉玺孙坚背盟”一回即此谓。孙送给袁术，袁败后归汉献帝。
然后曹丕废汉自立，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传国玺，并自作聪明地在玉玺一侧刻了一行小字：“魏受汉传国之玺”。
只过了四十五年，这颗玉玺又传到了司马炎的手中。司马炎倒没有再在上面刻上什么“晋受魏传国之玺”的字样。要是都像曹丕这么刻下去，后来抢得皇位的皇帝们恐怕就没地方去刻字了。
五胡乱华，玉玺由南朝承袭。
不过，后来的皇帝们不管这颗玉玺上有没有地方供他们刻字，以纪念抢了人家的江山，都得再去另刻一颗玺了，因为这颗用和氏璧刻的传国玉玺传传传丢了！
这颗玉玺由魏、西晋相传，经前赵、后赵，又落入前秦苻坚之手。后苻坚为其部将姚苌俘获，姚要他交出玉玺，苻坚说已送给东晋了，玉玺在这时可能已经丢了。
姚自己要当皇帝，觉得不能没有传国玺，于是在他建立后秦国时，就伪造了一颗“传国玺”。他这一招启发了所有想当皇帝的朋友，与此同时，后燕慕容垂也伪造了一颗。东晋司马家族素以正统自居，见此情形，也连忙伪造一颗，却把文字刻错了，成了“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他们还顺便编造了一则故事，称这颗假玉玺是冉闵的部将蒋干送来的。
后秦的那颗“传国玺”在刘裕灭后秦后被带回了建康（今南京），东晋王朝知道它是假的，就销毁了它。东晋的那颗后来流入北齐。因为后燕的那颗在亡国后已辗转落入北周，北周灭北齐后，又将东晋假造的那颗“皇帝寿昌”玺毁了。于是，三颗假玺只剩当初后燕慕容垂制的那颗，假到此时也就算是真的了。
这颗玉玺经北周、隋，隋灭，隋炀帝杨广皇后萧氏携玺及部分皇室人员流亡突厥。唐贞观四年，萧后携玺归唐。
唐末，玉玺为后梁朱温所得，传于后唐。一直传到五代的后唐。后唐末帝李从珂为石敬瑭围困自焚后，这颗玉玺也下落不明了。
后晋时北辽大举入侵，多次抢掠，传国玉玺至此不见载于文献。
北宋赵匡胤以后的皇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印章，而且不止一颗，但却没了传国的玉玺。虽然后来的王朝也多有声称发现传国玉玺的，但那都是都是民间伪造仿刻之作，为了证明自己“受命于天”而编造出来骗人骗己的，官吏借此以讨好皇帝罢了。
宋绍圣年间，咸阳获一方“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璃纽盘”的玉印，经当朝十三名学士官员的考证，认为是真秦制传国玺。明孝宗皇帝也曾获过所谓的传国玺，孝宗皇帝认为是假的而没有用它。
清初时，故宫藏有御望三十九方，其中一方被人称为传国玺。而公元1746年，经乾隆皇帝钦定，证实是一块赝品。直到1924年11月，末代皇帝博仪被逐出宫时，警察总监张壁和鹿钟磷等人仍在追索这块镶金王玺
根据汉代的记载，皇帝有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六玺的用途都不同，由符节令丞掌管。然而，传国玉玺不在这六玺之内，因为这个玉玺是用来代表正统的，所谓“真命天子”必须拥有这个玉玺，否则只能是草鸡大王而非真龙天子。
历史前移，我们从春秋时代说起。春秋时的楚国有个采石的人叫卞和，一天他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采石，看见一只风凰栖落在一块青石上。“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卞和认定这块石头是个宝贝，便将它献给楚厉王。
但是玉工没有识辨出来，就以为它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命人砍掉了卞和的左脚。
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献宝，仍被认成是普通的石头，又以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
再往后，武王的儿子文王做了国君，卞和还想去献宝，可他失去双脚无法行走，于是抱玉大哭，哭宝玉不为人识。文王派人去问他，他说：“我并不为失去双脚而伤心，我伤心的是明明是宝玉却被说成是石头，明明是忠诚的臣民却被说成是骗子。”
文王便命人将石头剖开，果然是一块洁白无瑕、光润晶莹的宝玉，由良工雕琢成璧。因此璧是卞和所献，便取名“和氏璧”。更神奇的是这块宝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据记载，这和氏璧置于暗处，自然发光；置于座间，冬月则暖，可以代炉；夏月则凉，蚊蝇不入；还能却尘埃、辟邪魅。
无价之宝和氏璧归楚文王后，被视为国宝，在楚国历代国君手里相传了370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交往，往往以玉为使臣信物，而玉中极品和氏璧更是国家的象征。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各诸侯国都想把这块稀世之宝据为己有。
和氏璧的第一次失踪是在四百年后。楚威王将此璧赏赐给了有功的相国昭阳。昭阳某日请客时，出璧让各宾客观赏，席散时却不翼而飞，虽经多方搜查也毫无下落。楚相昭阳因宴会偶失此璧，怀疑为张仪所偷，把张仪打了个半死，张仪因此入秦，凭三寸不烂之舌瓦解了六国的“连横”，玩六国于股掌之间，为日后强横大秦的铁骑踏平六国扫平了障碍。其实昭阳实在是冤枉了张仪。
五十多年后，这和氏璧不知怎么的竟流到了赵国，出现在赵国太监缨贤的手中，赵惠文王便据为己有。此时，秦国势力已十分强大，当时在位的秦昭襄王得知和氏璧在赵国，便说要用十五城来交换璧。赵王孱弱，只好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上演了完璧归赵的故事。
六十一年后秦灭赵。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氏璧自然也就归秦始皇所有了。李斯《谏逐客书》有“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的句子，“随和之宝”即指“随侯之珠”与“和氏璧”两物，说明和氏璧已入始皇之手。秦王统一中国，自称“始皇帝”，秦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命良工将此玉琢为玺，玉工孙寿将宰相李斯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鸟虫形篆字刻在和氏璧上，作为皇帝的玉印。这样，和氏璧就成了“国玺”。
秦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视天下，船至洞庭湖，忽然风浪大作，有人献策丢宝镇浪，便将传国玉玺丢入湖中。说来也怪，洞庭湖竟立即风平浪静。
八年后，秦始皇巡狩到华阴，有人持玺挡道，奉还秦始皇曰：“持此还祖龙。”（皇帝称“真龙天子”，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故而称“祖龙”）始皇帝使人收下玉玺，该人即化作一阵清风而去。
不久，秦始皇东巡时病倒于途中，据《史记·秦本记》，秦始皇“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即以此玺为天子之权的象征传给扶苏。始皇死后，赵高利用和氏璧篡权，玉玺传给二世胡亥。
刘邦率兵攻入咸阳时，秦王子婴杀死赵高，把璧献给刘邦。刘邦入咸阴，子婴“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和氏璧成了天下的象征，类于“九鼎”。
刘邦建立汉朝，并把秦玉玺作为汉朝的国印，从他起，将玉玺一代一代传了下去。自此，和氏璧成为“传国玺”。刘邦之后，传了九代皇帝。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当时的皇帝刘婴仅两岁，传国玺由王莽的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王莽命大臣王舜向孝元太后索取传国玉玺，孝元太后身为汉朝的皇太后倒心向着汉室，被逼不过，一怒之下将此镇国之宝掷于地上（《汉书·元后传》），据说摔坏了玺纽的一角，后来王莽用黄金镶补，但无济于事，还是留下了缺痕。东汉光武帝刘秀打败了王莽，夺回传国玉玺，此玺又成了汉家天下的象征。
到了东汉末年，战乱纷起，群雄逐鹿，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此玺，返宫后发现玉玺已不知去向。不久，董卓之乱，各路诸侯纷纷起兵。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见城南甄官井中隐隐冒五色彩光，使人下井打捞。捞起一宫女服装的尸体，显见那尸体已经有很长时间，却未腐烂，尸首项下带一锦囊。取开看时，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打开里面有一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孙坚意外地得到玉玺，《三国演义》有“匿玉玺孙坚背盟”一回即此谓。孙送给袁术，袁败后归汉献帝。
然后曹丕废汉自立，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传国玺，并自作聪明地在玉玺一侧刻了一行小字：“魏受汉传国之玺”。
只过了四十五年，这颗玉玺又传到了司马炎的手中。司马炎倒没有再在上面刻上什么“晋受魏传国之玺”的字样。要是都像曹丕这么刻下去，后来抢得皇位的皇帝们恐怕就没地方去刻字了。
五胡乱华，玉玺由南朝承袭。
不过，后来的皇帝们不管这颗玉玺上有没有地方供他们刻字，以纪念抢了人家的江山，都得再去另刻一颗玺了，因为这颗用和氏璧刻的传国玉玺传传传丢了！
这颗玉玺由魏、西晋相传，经前赵、后赵，又落入前秦苻坚之手。后苻坚为其部将姚苌俘获，姚要他交出玉玺，苻坚说已送给东晋了，玉玺在这时可能已经丢了。
姚自己要当皇帝，觉得不能没有传国玺，于是在他建立后秦国时，就伪造了一颗“传国玺”。他这一招启发了所有想当皇帝的朋友，与此同时，后燕慕容垂也伪造了一颗。东晋司马家族素以正统自居，见此情形，也连忙伪造一颗，却把文字刻错了，成了“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他们还顺便编造了一则故事，称这颗假玉玺是冉闵的部将蒋干送来的。
后秦的那颗“传国玺”在刘裕灭后秦后被带回了建康（今南京），东晋王朝知道它是假的，就销毁了它。东晋的那颗后来流入北齐。因为后燕的那颗在亡国后已辗转落入北周，北周灭北齐后，又将东晋假造的那颗“皇帝寿昌”玺毁了。于是，三颗假玺只剩当初后燕慕容垂制的那颗，假到此时也就算是真的了。
这颗玉玺经北周、隋，隋灭，隋炀帝杨广皇后萧氏携玺及部分皇室人员流亡突厥。唐贞观四年，萧后携玺归唐。
唐末，玉玺为后梁朱温所得，传于后唐。一直传到五代的后唐。后唐末帝李从珂为石敬瑭围困自焚后，这颗玉玺也下落不明了。
后晋时北辽大举入侵，多次抢掠，传国玉玺至此不见载于文献。
北宋赵匡胤以后的皇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印章，而且不止一颗，但却没了传国的玉玺。虽然后来的王朝也多有声称发现传国玉玺的，但那都是都是民间伪造仿刻之作，为了证明自己“受命于天”而编造出来骗人骗己的，官吏借此以讨好皇帝罢了。
宋绍圣年间，咸阳获一方“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璃纽盘”的玉印，经当朝十三名学士官员的考证，认为是真秦制传国玺。明孝宗皇帝也曾获过所谓的传国玺，孝宗皇帝认为是假的而没有用它。
清初时，故宫藏有御望三十九方，其中一方被人称为传国玺。而公元1746年，经乾隆皇帝钦定，证实是一块赝品。直到1924年11月，末代皇帝博仪被逐出宫时，警察总监张壁和鹿钟磷等人仍在追索这块镶金王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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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12-22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系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在汉武帝时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后在宗庙祭祀中因献助祭金不合规格，触犯律令，被削去爵位，于是世代就在涿县安家。刘备的祖父、父亲都在州郡做过官，但到刘备的时候已家业衰落，成为底层百姓。这很可能是刘备父亲早逝的缘故。
由于年少失去父亲，刘备跟母亲靠贩草鞋、织苇席为生。他家屋旁有棵大桑树，枝叶繁茂，远远望去犹如皇帝乘坐的华车之盖。刘备小时候跟族中小孩在树下玩耍，说他长大了要乘坐这个羽葆盖车，吓得他叔父急忙训斥他不要胡说，这可是灭门之罪。十五岁时，刘备奉母亲之命外出游学，师事原九江太守同郡人卢植。卢植是当时著名的大儒，但刘备对读书没有多大兴趣。先主传说他“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高七尺五寸，垂手过膝，回头能看到自己的耳轮。平时少语寡言，善待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之士，因而许多少年争相归附他，同族人称他“非常人也”。史书上所说的这个少年刘备，已使我们看到他性格上的一些基本特点。
历史上的刘备，也不是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温文尔雅，形同儒生，而是很有勇力、血气刚强之人。他起事之初参与讨伐黄巾起义，作战十分勇敢，“数有战功”，曾受伤后佯装死状，逃过劫难，并因其“有武勇”、“有军功”而被任命为安喜县尉，怒鞭督邮的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当时上面来了个督邮，住在官舍，刘备上门求见，督邮推故不让进，刘备于是闯到里面把督邮捆起来，责打了两百杖，将印绶解下系在督邮脖子上，又将他绑在拴马桩上，然后弃官逃走。历史上的刘备，不仅敢于一怒鞭督邮，宁可不当官，而且曾袭杀徐州刺史车胄，斩下曹将蔡阳之首。这些事都是先主传明确所载，到《三国演义》里，则分别加到了张飞和关羽头上，刘备勇烈的一面便被抹掉了。
当然，刘备给人的主要印象并不是在武勇方面，而是在为人的品质和品格方面。汉末由于国家大动乱，百姓受尽战乱之苦，田园荒芜，衣食无着。刘备当平原相时，将府中财物施舍给百姓，以度饥荒，自己在府里跟“士之以下者”即一般办事人员同席同食，无所挑扌柬，所以大家都归附他、爱戴他，起事之初就很得人心。当时有个叫刘平的富室一向看不起刘备，不甘心受刘备管治，买通了一个剌客去行刺，刘备不知内情，热情款待，剌客受到感动，不忍下手，于是将来意告诉刘备，作别而去。《三国志》作者陈寿为此赞叹：刘备就是这样深得人心。
刘备起事后，手下只有千余兵卒，后又得饥民数千，实力甚小，为官也只做到平原相，但他在当时的名声却很大。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徐州牧陶廉病重，对其别驾麋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后麋竺率州人迎请刘备，刘备不肯接受。徐州所属官员陈登、孔融继续劝说，强调现在百姓拥戴贤能之主，徐州殷富，有人口百万，据此既可扶助朝廷，又可济世安民，刘备才同意接任。陈登等将此报告给当时最大的割据列强袁绍，袁绍回书表示赞成，说：“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孚所望也。”不久，袁术、吕布相继前来攻夺徐州，刘备被吕布赶走，开始了颠沛流离生涯。
当时，刘备虽然一无兵力，二无地盘，但所到之处均深受礼遇和尊敬。被吕布打败后他走归曹操，曹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帮助刘备反击吕布。吕布势力被消灭后，曹操回到许都，表荐刘备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在一次酒席间闲谈时，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刘备闻听大为失惊，不觉将筷勺掉到地上。适值雷震，刘备随机以惊雷相掩饰，未让曹操发觉其失态。曹操是何等有识见之人，他如此敬重刘备、称赞刘备，主要在于刘备既有雄才又深得人心。这种称赞对刘备来说并非好事，他预感到曹操已对自己产生疑心。事实上，当时曹操的谋士程昱已向曹操建议除掉刘备。程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因担心“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未即同意。后曹操派刘备去阻击袁术，程昱、郭嘉都说：“刘备不可纵。”曹操后悔，已追之不及。
刘备乘机从曹操处逃出，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屯兵于沛（今江苏沛县）。当时，正是袁曹官渡之战前夜，但曹操仍决定进击刘备。诸将都说：现在与主公争天下的是袁绍，如今袁绍业已引兵前来，却东征刘备，假若袁绍乘虚而入，那怎么办?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于是亲自引兵攻击刘备，刘备不得已又投奔袁绍。
袁绍听说刘备前来，一面遣将沿途迎奉，一面亲自离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二百里，去跟刘备相见。袁绍是当时最煊赫的大氏族代表和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如此屈驾迎接刘备，主要也是刘备的德行、品格在起作用。官渡之战后，曹操又亲自向驻兵汝南一带的刘备发动进攻。刘备转而投奔荆州刘表，又受到这个南方最大豪强的出郊欢迎，待之以上宾之礼。
颠沛流离之中的刘备，转辗木妻息列强之间，虽是寄人篱下，但却不显半点寒冫仓，足见人格的力量是政治家的处世之道和立身之本。
紧急关头重信义
危难之际系百姓
刘备在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时所表现出的得人心、受尊敬的品格，在寄寓荆州期间进一步得到显示。
刘表与刘备，系汉室同宗。对于刘备的到来，刘表是真心欢迎的。刘备一到，他就增加其兵力，使之屯新野，在博望坡击败曹军进攻。但后来荆州豪杰归附刘备的日益增多，刘表起了疑心，暗中对刘备有所防备，不予重用。尽管如此，对刘备仍然十分敬重，待遇十分丰厚，而且一收留就是七年（从201年农历九月到208年农历八月），刘备对此是深为感激的。所以当曹操南下，刘琮背着刘备派人至新野（时刘备屯樊城）向曹操投降，刘备处境十分危急之时，他没有乘刘表刚亡故、刘琮刚继位即降曹这个机会，夺取荆州。当时刘备从樊城撤退经过襄阳时，诸葛亮劝刘备攻刘琮、得荆州，刘备说：“吾不忍也。”只是停下马来呼刘琮，刘琮吓得低着头连身子也站不起来。随后，又去刘表墓地，拜辞哭别。另据裴松之在先主传引《英雄记》、《魏书》、《汉魏春秋》载，刘表临终时曾将荆州托付刘备，刘备没有接受，其理由是：“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刘备强调“不忍”，主要是考虑一个信义问题。诚如刘备所说：“背信自济，吾所不为。”尽管荆州对刘备来说已由诸葛亮定为争霸图强的首要目标，但他决不在违背信义的情况下图取。这完全是由他的政治品格决定的。
刘备在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虽然无权无势，但他的人品却征服了荆州吏民。当他由樊城经襄阳向江陵撤走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今荆门市南郊），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左右劝刘备尽快前进，保有江陵，说现在相随的人众虽多，但能作战的士兵少，如若曹操兵马追来，怎么挡得住?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他坚决跟十余万民众一起走，尽管这样做有可能被曹操追上，也决不遗弃百姓。与民众休戚与共，紧要关头更见真情，充分显示出刘备的政治品格，这在古代政治家中是难能见到的。
由于跟随的民众太多，部队行进缓慢，终于被曹操率轻骑日夜兼程赶上，刘备遭受重大挫折，妻子死难，刚满周岁的儿子阿斗也差点失去，只剩下数十骑斜趋汉津（今荆门市沙洋附近汉江边），正好遇到先朝派出的关羽船队，才幸免于难，得以由汉江至夏口（今汉口）。刘备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品格付出了代价，但赢得了万世千秋的赞誉。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道：“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正是由于刘备的政治品格有很强的吸引力，当时被曹操打散的部队很快又集结到刘备身边，参加了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后，已归顺曹操的很多刘表部下又纷纷投奔刘备，于是才有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排部下为理由，向孙权提出借荆州，从而打下了“济大业”的基础，开创了“济大业”的全新局面。
肝胆相照显真情
处事公正不偏心
作为一个政治家，在用人、处事上是否真诚、公正，是显示其品格的重要方面。
从角逐争雄的需要出发，刘备跟曹操、孙权一样十分注意礼贤敬士，广揽人才，这是他们的共同点；所不同的是，刘备在用人、待人上显得尤为心诚、情真，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相互信任，始终不渝，有一种同命运、共呼吸的真挚情谊。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就是最典型的范例。一方面是寒冬时节三顾茅庐，屈驾延请，至诚至真；一方面是自始至终赤胆相辅，“鞠躬尽力，死而后己”。刘备与黄权的关系也很能说明他在用人、待人方面的品质。
黄权本是刘璋主薄，他反对刘璋迎请刘备入川，向刘璋进谏不听，被贬出成都去当广汉县长。后刘备与刘璋反目，攻取益州，各郡县望风归附，唯独黄权关闭城门，坚守城池，直到刘璋投降，才归顺刘备，刘备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黄权进献了夺取汉中之计，对刘备集团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关羽失荆州后刘备亲率大军东下伐吴，黄权认为吴人骠悍善战，水军进易退难，建议刘备在部队后面坐镇，自己愿作先驱试探对方虚实。刘备不予采纳，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督率江北的军队防备魏国出兵。刘备在夷陵之战中被打败后，黄权返蜀的道路被吴人切断，被迫降魏。蜀国有关官吏依法收捕了黄权的妻子儿女，并将此事报告给刘备。刘备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命即释放，一如既往对待。此前，魏国方面传说黄权的家室已被斩首，黄权不信，说他深知刘备的为人，不会这样做。没多久，果然传来了被宽宥的消息。
刘备宽仁有度，以信诚待人，在君臣关系方面，要比曹操、孙权集团和谐得多。曹操、孙权都有猜忌多疑的毛病，连荀或、陆逊这样的功臣也都因曹、孙的猜忌而忧郁致病，不得善终，刘备方面则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不论对前期跟随他的人，还是在荆州跟随他的人，入川后归附他的人，刘备都量才使用，一视同仁，不存偏见，不讲山头，处事公正。对关羽、张飞也同样，不因为他们之间“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而只重私情，不重才能，排斥他人。
老将黄忠，本是刘表长沙太守韩玄的部将，赤壁之战后刘备平定荆州的江南诸郡时归顺，后随刘备入川，常冲锋临阵，勇冠三军。后又击斩曹操大将夏侯渊于定军山，为刘备获取汉中立下大功。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封黄忠为后将军，同时封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诸葛亮认为黄忠的名望素来不能跟关羽、马超相比，马超、张飞在近前，他们都亲眼见到黄忠的战功，还可以向他们解释清楚，而关羽远在荆州，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他建议取消对黄忠的任命。刘备坚持不变，说他自会向关羽解释此事，特派费诗至荆州。其时关羽正北攻襄樊，费诗直接到襄樊前线见关羽，关羽得知黄忠为后将军，发怒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接受前将军的任命。经费诗一番劝说，关羽明白了道理，遂即受拜。
刘备提拔魏延镇守汉中，也说明他对关、张并非存有偏心，而是处事很公正的。魏延本是义阳的地方豪强，刘备入川时他带着自己的私人武装相随，很有勇略，屡立战功，升任为牙门将军。刘备攻下汉中自立为汉中王，准备将王府迁往成都，需要一位重要将领镇守汉中。当时大家都以为一定是张飞，张飞心里也以为非自己莫属，结果刘备提拔了魏延，以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致使“一军尽惊”，即全军上下无不惊讶。
刘备重封黄忠、提拔魏延，既说明他处事公正，知人善任，又说明他在用人上不讲山头、不讲私情。在刘备集团内部，确实有一个刘、关、张“三人帮”，论跟刘备的私人交情，他人都不能与关、张相比，但他对关、张并没有特殊照顾，一样论功行赏，量才使用。他让关羽守荆州，也不是从私情出发，而因为关羽是蜀汉方面最著名的将领，包括曹魏方面都认为“蜀国名将惟关羽。”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决定伐吴，主要目的是为了夺回荆州，并非单纯为义气。平时，他对“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片面性，也有过告诫，不是一味迁就。刘备在识人、用人上实际比诸葛亮高出一筹。提拔重用黄忠、魏延，诸葛亮就不可能做到。又如对马稷，刘备临终时嘱咐：“马稷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后来不听此言，结果吃了大亏。
刘备的政治品格特点，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体现。孔、孟的政治主张强调“德治”，强调“仁政”，告诫统治者要“以德服人”，要用自己的人品、高尚的道德来影响臣民，征服百姓。刘备年少时虽然不爱读书，但复杂的政治斗争实际使他深知遵循儒家政治思想理念对于角逐天下的重要性，十分注意自身品德人格的修养，树立贤德之君的风范，临终时仍不忘留下遗诏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正是这个“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铸成了刘备一生受人敬重的政治品格。这种政治品格虽然深深打有儒家政治思想的烙印，但在今天仍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以往人们常常把拥刘反曹视为一种封建正统思想，好象拥刘就是拥汉，恢复汉室统治，其实这是一种浅层次、简单化的思维定式。我们应从一个政治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政治品格来看待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就会大大降低乃至失去刘备这个特定历史人物永恒的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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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少失去父亲，刘备跟母亲靠贩草鞋、织苇席为生。他家屋旁有棵大桑树，枝叶繁茂，远远望去犹如皇帝乘坐的华车之盖。刘备小时候跟族中小孩在树下玩耍，说他长大了要乘坐这个羽葆盖车，吓得他叔父急忙训斥他不要胡说，这可是灭门之罪。十五岁时，刘备奉母亲之命外出游学，师事原九江太守同郡人卢植。卢植是当时著名的大儒，但刘备对读书没有多大兴趣。先主传说他“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高七尺五寸，垂手过膝，回头能看到自己的耳轮。平时少语寡言，善待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之士，因而许多少年争相归附他，同族人称他“非常人也”。史书上所说的这个少年刘备，已使我们看到他性格上的一些基本特点。
历史上的刘备，也不是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温文尔雅，形同儒生，而是很有勇力、血气刚强之人。他起事之初参与讨伐黄巾起义，作战十分勇敢，“数有战功”，曾受伤后佯装死状，逃过劫难，并因其“有武勇”、“有军功”而被任命为安喜县尉，怒鞭督邮的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当时上面来了个督邮，住在官舍，刘备上门求见，督邮推故不让进，刘备于是闯到里面把督邮捆起来，责打了两百杖，将印绶解下系在督邮脖子上，又将他绑在拴马桩上，然后弃官逃走。历史上的刘备，不仅敢于一怒鞭督邮，宁可不当官，而且曾袭杀徐州刺史车胄，斩下曹将蔡阳之首。这些事都是先主传明确所载，到《三国演义》里，则分别加到了张飞和关羽头上，刘备勇烈的一面便被抹掉了。
当然，刘备给人的主要印象并不是在武勇方面，而是在为人的品质和品格方面。汉末由于国家大动乱，百姓受尽战乱之苦，田园荒芜，衣食无着。刘备当平原相时，将府中财物施舍给百姓，以度饥荒，自己在府里跟“士之以下者”即一般办事人员同席同食，无所挑扌柬，所以大家都归附他、爱戴他，起事之初就很得人心。当时有个叫刘平的富室一向看不起刘备，不甘心受刘备管治，买通了一个剌客去行刺，刘备不知内情，热情款待，剌客受到感动，不忍下手，于是将来意告诉刘备，作别而去。《三国志》作者陈寿为此赞叹：刘备就是这样深得人心。
刘备起事后，手下只有千余兵卒，后又得饥民数千，实力甚小，为官也只做到平原相，但他在当时的名声却很大。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徐州牧陶廉病重，对其别驾麋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后麋竺率州人迎请刘备，刘备不肯接受。徐州所属官员陈登、孔融继续劝说，强调现在百姓拥戴贤能之主，徐州殷富，有人口百万，据此既可扶助朝廷，又可济世安民，刘备才同意接任。陈登等将此报告给当时最大的割据列强袁绍，袁绍回书表示赞成，说：“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孚所望也。”不久，袁术、吕布相继前来攻夺徐州，刘备被吕布赶走，开始了颠沛流离生涯。
当时，刘备虽然一无兵力，二无地盘，但所到之处均深受礼遇和尊敬。被吕布打败后他走归曹操，曹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帮助刘备反击吕布。吕布势力被消灭后，曹操回到许都，表荐刘备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在一次酒席间闲谈时，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刘备闻听大为失惊，不觉将筷勺掉到地上。适值雷震，刘备随机以惊雷相掩饰，未让曹操发觉其失态。曹操是何等有识见之人，他如此敬重刘备、称赞刘备，主要在于刘备既有雄才又深得人心。这种称赞对刘备来说并非好事，他预感到曹操已对自己产生疑心。事实上，当时曹操的谋士程昱已向曹操建议除掉刘备。程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因担心“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未即同意。后曹操派刘备去阻击袁术，程昱、郭嘉都说：“刘备不可纵。”曹操后悔，已追之不及。
刘备乘机从曹操处逃出，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屯兵于沛（今江苏沛县）。当时，正是袁曹官渡之战前夜，但曹操仍决定进击刘备。诸将都说：现在与主公争天下的是袁绍，如今袁绍业已引兵前来，却东征刘备，假若袁绍乘虚而入，那怎么办?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于是亲自引兵攻击刘备，刘备不得已又投奔袁绍。
袁绍听说刘备前来，一面遣将沿途迎奉，一面亲自离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二百里，去跟刘备相见。袁绍是当时最煊赫的大氏族代表和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如此屈驾迎接刘备，主要也是刘备的德行、品格在起作用。官渡之战后，曹操又亲自向驻兵汝南一带的刘备发动进攻。刘备转而投奔荆州刘表，又受到这个南方最大豪强的出郊欢迎，待之以上宾之礼。
颠沛流离之中的刘备，转辗木妻息列强之间，虽是寄人篱下，但却不显半点寒冫仓，足见人格的力量是政治家的处世之道和立身之本。
紧急关头重信义
危难之际系百姓
刘备在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时所表现出的得人心、受尊敬的品格，在寄寓荆州期间进一步得到显示。
刘表与刘备，系汉室同宗。对于刘备的到来，刘表是真心欢迎的。刘备一到，他就增加其兵力，使之屯新野，在博望坡击败曹军进攻。但后来荆州豪杰归附刘备的日益增多，刘表起了疑心，暗中对刘备有所防备，不予重用。尽管如此，对刘备仍然十分敬重，待遇十分丰厚，而且一收留就是七年（从201年农历九月到208年农历八月），刘备对此是深为感激的。所以当曹操南下，刘琮背着刘备派人至新野（时刘备屯樊城）向曹操投降，刘备处境十分危急之时，他没有乘刘表刚亡故、刘琮刚继位即降曹这个机会，夺取荆州。当时刘备从樊城撤退经过襄阳时，诸葛亮劝刘备攻刘琮、得荆州，刘备说：“吾不忍也。”只是停下马来呼刘琮，刘琮吓得低着头连身子也站不起来。随后，又去刘表墓地，拜辞哭别。另据裴松之在先主传引《英雄记》、《魏书》、《汉魏春秋》载，刘表临终时曾将荆州托付刘备，刘备没有接受，其理由是：“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刘备强调“不忍”，主要是考虑一个信义问题。诚如刘备所说：“背信自济，吾所不为。”尽管荆州对刘备来说已由诸葛亮定为争霸图强的首要目标，但他决不在违背信义的情况下图取。这完全是由他的政治品格决定的。
刘备在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虽然无权无势，但他的人品却征服了荆州吏民。当他由樊城经襄阳向江陵撤走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今荆门市南郊），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左右劝刘备尽快前进，保有江陵，说现在相随的人众虽多，但能作战的士兵少，如若曹操兵马追来，怎么挡得住?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他坚决跟十余万民众一起走，尽管这样做有可能被曹操追上，也决不遗弃百姓。与民众休戚与共，紧要关头更见真情，充分显示出刘备的政治品格，这在古代政治家中是难能见到的。
由于跟随的民众太多，部队行进缓慢，终于被曹操率轻骑日夜兼程赶上，刘备遭受重大挫折，妻子死难，刚满周岁的儿子阿斗也差点失去，只剩下数十骑斜趋汉津（今荆门市沙洋附近汉江边），正好遇到先朝派出的关羽船队，才幸免于难，得以由汉江至夏口（今汉口）。刘备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品格付出了代价，但赢得了万世千秋的赞誉。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道：“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正是由于刘备的政治品格有很强的吸引力，当时被曹操打散的部队很快又集结到刘备身边，参加了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后，已归顺曹操的很多刘表部下又纷纷投奔刘备，于是才有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排部下为理由，向孙权提出借荆州，从而打下了“济大业”的基础，开创了“济大业”的全新局面。
肝胆相照显真情
处事公正不偏心
作为一个政治家，在用人、处事上是否真诚、公正，是显示其品格的重要方面。
从角逐争雄的需要出发，刘备跟曹操、孙权一样十分注意礼贤敬士，广揽人才，这是他们的共同点；所不同的是，刘备在用人、待人上显得尤为心诚、情真，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相互信任，始终不渝，有一种同命运、共呼吸的真挚情谊。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就是最典型的范例。一方面是寒冬时节三顾茅庐，屈驾延请，至诚至真；一方面是自始至终赤胆相辅，“鞠躬尽力，死而后己”。刘备与黄权的关系也很能说明他在用人、待人方面的品质。
黄权本是刘璋主薄，他反对刘璋迎请刘备入川，向刘璋进谏不听，被贬出成都去当广汉县长。后刘备与刘璋反目，攻取益州，各郡县望风归附，唯独黄权关闭城门，坚守城池，直到刘璋投降，才归顺刘备，刘备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黄权进献了夺取汉中之计，对刘备集团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关羽失荆州后刘备亲率大军东下伐吴，黄权认为吴人骠悍善战，水军进易退难，建议刘备在部队后面坐镇，自己愿作先驱试探对方虚实。刘备不予采纳，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督率江北的军队防备魏国出兵。刘备在夷陵之战中被打败后，黄权返蜀的道路被吴人切断，被迫降魏。蜀国有关官吏依法收捕了黄权的妻子儿女，并将此事报告给刘备。刘备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命即释放，一如既往对待。此前，魏国方面传说黄权的家室已被斩首，黄权不信，说他深知刘备的为人，不会这样做。没多久，果然传来了被宽宥的消息。
刘备宽仁有度，以信诚待人，在君臣关系方面，要比曹操、孙权集团和谐得多。曹操、孙权都有猜忌多疑的毛病，连荀或、陆逊这样的功臣也都因曹、孙的猜忌而忧郁致病，不得善终，刘备方面则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不论对前期跟随他的人，还是在荆州跟随他的人，入川后归附他的人，刘备都量才使用，一视同仁，不存偏见，不讲山头，处事公正。对关羽、张飞也同样，不因为他们之间“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而只重私情，不重才能，排斥他人。
老将黄忠，本是刘表长沙太守韩玄的部将，赤壁之战后刘备平定荆州的江南诸郡时归顺，后随刘备入川，常冲锋临阵，勇冠三军。后又击斩曹操大将夏侯渊于定军山，为刘备获取汉中立下大功。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封黄忠为后将军，同时封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诸葛亮认为黄忠的名望素来不能跟关羽、马超相比，马超、张飞在近前，他们都亲眼见到黄忠的战功，还可以向他们解释清楚，而关羽远在荆州，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他建议取消对黄忠的任命。刘备坚持不变，说他自会向关羽解释此事，特派费诗至荆州。其时关羽正北攻襄樊，费诗直接到襄樊前线见关羽，关羽得知黄忠为后将军，发怒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接受前将军的任命。经费诗一番劝说，关羽明白了道理，遂即受拜。
刘备提拔魏延镇守汉中，也说明他对关、张并非存有偏心，而是处事很公正的。魏延本是义阳的地方豪强，刘备入川时他带着自己的私人武装相随，很有勇略，屡立战功，升任为牙门将军。刘备攻下汉中自立为汉中王，准备将王府迁往成都，需要一位重要将领镇守汉中。当时大家都以为一定是张飞，张飞心里也以为非自己莫属，结果刘备提拔了魏延，以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致使“一军尽惊”，即全军上下无不惊讶。
刘备重封黄忠、提拔魏延，既说明他处事公正，知人善任，又说明他在用人上不讲山头、不讲私情。在刘备集团内部，确实有一个刘、关、张“三人帮”，论跟刘备的私人交情，他人都不能与关、张相比，但他对关、张并没有特殊照顾，一样论功行赏，量才使用。他让关羽守荆州，也不是从私情出发，而因为关羽是蜀汉方面最著名的将领，包括曹魏方面都认为“蜀国名将惟关羽。”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决定伐吴，主要目的是为了夺回荆州，并非单纯为义气。平时，他对“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片面性，也有过告诫，不是一味迁就。刘备在识人、用人上实际比诸葛亮高出一筹。提拔重用黄忠、魏延，诸葛亮就不可能做到。又如对马稷，刘备临终时嘱咐：“马稷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后来不听此言，结果吃了大亏。
刘备的政治品格特点，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体现。孔、孟的政治主张强调“德治”，强调“仁政”，告诫统治者要“以德服人”，要用自己的人品、高尚的道德来影响臣民，征服百姓。刘备年少时虽然不爱读书，但复杂的政治斗争实际使他深知遵循儒家政治思想理念对于角逐天下的重要性，十分注意自身品德人格的修养，树立贤德之君的风范，临终时仍不忘留下遗诏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正是这个“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铸成了刘备一生受人敬重的政治品格。这种政治品格虽然深深打有儒家政治思想的烙印，但在今天仍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以往人们常常把拥刘反曹视为一种封建正统思想，好象拥刘就是拥汉，恢复汉室统治，其实这是一种浅层次、简单化的思维定式。我们应从一个政治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政治品格来看待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就会大大降低乃至失去刘备这个特定历史人物永恒的政治价值。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5639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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