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1．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2.“民俗”和“民间传承”能否视为同义？在上边列举的那本入门书中，“民俗”的定义是：“地域社会的住民从其生活或生产活动中产生并传承下来的生活文化以及维持这种生活文化的思维方式（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2]。在这里，“民俗”被理解为是从地域社会中独立产生的，这和大致在同一时期出现的“民俗学的目标是揭示基层文化的特征”之说，以及将“民俗”与“风俗”或“流行”等相比较而认为“民俗”是比较稳定的事象等论点一样，在战后产生，并在19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传承母体论或地域民俗学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在上述入门书中，虽然肯定柳田国男完成了日本民俗学体系化的工作，但是在见解上却与柳田背道而驰。
柳田在昭和9年（1934）的《民间传承论》中，对以前及同时代的“民俗学”进行过如下批评：“初期的‘民俗学’即使是在其本国也是非专家所事之学，并且他们有极其偏爱古代研究的倾向。并且把体系化的工作看作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所以也难怪一些只看到具体细微调查的人会认为：‘啊，原来如此，由于是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的学问，所以叫民俗学’”（着重号为笔者所加）[3]。此外他在《青年与学问》中还流露出这样的担忧：“令人担心的是，把它译成‘民俗学’的话，研究的范围是否会因此而受到局限”[4]，柳田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众所周知，这一时期柳田一方面在回避“民俗学”这一用语，同时另一方面又试图重新对其体系化。可见柳田的这些说法无非是担心人们把他的所事之学，单纯地看作是研究“人民风俗之学=民俗”的学问。他在《民间传承论》中说：“我们的学问是要把事象本身作为观察对象，据实地审视，洞察那些所谓‘已知的’、‘理所当然’的现象中背后的真理。留心常民自身所不知的、至今也无意识的事象”。[5]如后文所述，在《乡土研究的生活法》等书中柳田也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为什么柳田这样执着地忌讳“民俗学”这一用语呢？他自己有这样一段论述：“弃用‘民俗学’虽然可惜，但是我们还是必须避开它。至少在其内容被净化、在理解上达到一定共识之前，‘民俗学’这一用语最好不要在日语中使用。况且，这门学问尚未体系化’”。[6]这里，柳田使用了“况且”，表明没有体系化并不是避开使用民俗学这一用语的根本理由。在这里，柳田除了对已有的“民俗学”进行批评外，还隐含了对当时把研究对象视角与方法同出一辙的把“民俗”视为文化遗产、并把民俗称为“国体精华”的内务省、文部省的方针心怀疑忌。
就前者而言，例如在《民间传承论》中，柳田就对以往称之为日本 “民俗学”研究中的三种倾向进行了批评。第一是“不顾理论上的脱节，在关联甚远的蛮夷中追寻比较研究的对象”的世界主义倾向。[7]第二“把《万叶集》中表现出的日本人的面貌作为日本人原型”的偏向古代研究的倾向，[8]指出“自古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的事物是不存在的”[9]。第三批评以乡土自豪感的倾向，认为“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乡土研究就会和一般的历史研究脱钩，陷入与文化法则毫不相干的纯粹的嗜好之中”。[10]与此相对，柳田则抱有“把民俗学建立在科学的根基上的雄心”[11]，主张要“从原生态去观察日本人的生活现象的整个横断面”，通过对这个横断面的“详尽观察”，“重视亲眼目睹的事实，把其作为最可靠的资料”，[12]来确立民俗学的科学性。对于他批评的第一种倾向，柳田在别的文章里还写到，“将太平洋诸岛，或非洲内陆偏远地区原始住民的生活与日本人生活习惯的部分相似的部分进行比较观察，把这样的研究称之为民俗学[13]”（着重号为柳田原注）柳田特别强调这种研究只注意“习惯的部分”，可见，柳田并不是像以往的“民俗学”那样以“民俗”为对象的就称之为民俗学，而是通过方法论来试图与之区别。
大概柳田所忌讳的是象这样把“民俗”作为对象来处理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换句话说，是如何看待“民俗”概念的问题，就像避免把tradition翻译为会引起“政治性联想”的“传统”，而是处理为“传承”那样（同上，265页）[14]，极力避免因使用“传统”这样的用语而必然派生出来的政治性。上述的对“民俗学”的三点批评可以说都是针对如何看待“民俗”而提出的。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为主的传承文化现象的性质、状况、特点，揭示它的发生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笼统地说是研究民间文化，现在分科很细，学科建立之初以研究民间文学为主，如今以具体的某个民俗事项进行学术讨论。理论建设比较缺乏，概论性的书比较普遍。现在把民俗学划分到是社会学的二级学科，硕士拿的的是法学硕士学位。民俗学如今有很重的人类学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