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做官有几个文人？

如题所述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在这种氛围里，人的学问、能力、待遇与荣誉，都以官位相衡量。由于官员影响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因此，中国社会的一切进步与衰败、光明与黑暗、美好与丑恶、廉洁与腐败，都与官员脱不了干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无人敢于艳羡文人，蔑视官员。但在国外当选就是官员，落选就是百姓已经成为常态的地方，另当别论。前些年，报纸上有一则花絮，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这样说，他是因为写小说写不过莫泊桑，才退而求次去当总统，似乎贵为总统的“含金量”，竟然不如一介文人。不过，这是外国的事情，通常不合于中国国情。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在司马迁笔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普通话》；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有所成就的文人几乎多是“倒霉蛋”，至于“贤圣”云云，不过是后人给他们戴的“高帽”而已。元代以来，中国的文人更不走运，那时有所谓“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官”居第一，“儒”位第九，自命清高的文人们，当该耻于“娼”后，傲于“丐”前吧，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个地位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排行“老九”的位次，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添加一个“臭”字，还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至于近来报道的伪造身世与学问、招摇撞骗的“国学大师”，告密求荣把聂绀弩先生送进牢狱的“文坛败类”，这是另一档子事。偶尔翻书，读到陈人杰的一篇《沁园春》，似乎对于文人与权贵的关系别有见地。词作不长，抄录于此：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水到渠成，风来帆速，廿四中书考不难。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金张许史浑闲。未必有功名久后看。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像笏堆床，蝉冠满座，无此新诗传世间。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词写的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作者作为一介文人，颇有几分自豪之感。陈人杰是南宋爱国词人，可惜天不假年，只活了二十六岁，且只留下三十一首《沁园春》。陈词对于文人的肯定，体现在三个层面。就成就而言，在古代，文人的成就是多元的，做官与作诗，只是内中的两种，仅将文人的穷通与显达限于仕途，并不全面。“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作者肯定的是诗及诗人的地位与价值，反而对做官采取了鄙视的态度。就过程而言，作者笔下的“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其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相和谐，心与环境相统一的精神世界，其“纵横”与“飞动”的意态与心灵，是官油子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就价值来说，“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诗作为文人的精神产品，体现了造物主的恩赐，充溢着乾坤的清气，内中没有纤毫的官气与铜臭，在作者看来，这才是最可珍视的精神价值。作者这首词，是在做官与作诗的比较中进行的。如果说上片对中唐政治家郭子仪尚有所肯定的话，在词的下片，汉宣帝时的“金张许史”四大家族，就根本不在话下了，作者只用“浑闲”二字，就将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显贵们一笔勾销了。“像笏堆床，蝉冠满座，无此新诗传世间。”一大堆乌纱帽，居然不如几首酸诗，这在某些官员看来，可谓方巾之见，迂腐之极。他以一个青年文人的干云豪气，激扬社会，评骘人生，强烈地体现了作者粪土王侯、睥睨权贵的精神气质。青年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也曾有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不也体现了同样昂扬奋发的咄咄锐气么！晋人陆机论文：“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文赋》)从陈人杰的“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中，读出了某些似曾相识的意境与内涵，当年偏安江左、宋齐梁陈的豪门权贵，有谁还记得姓甚名谁？倒是那位西湖隐士的清词丽句，尚为人们所吟诵。而这与唐代诗人李白笔下的“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不是异曲同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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