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社会而言，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难点包括哪些方面

如题所述

　　对于我国社会而言，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难点包括以下方面：
　　（一）问责权责不清
　　我国党政之间、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不同行政机关之间职能交叉严重，责任划分模糊，是行政管理中的一大问题。由于缺乏科学的职位分类制度，政务类和业务类的公务员职责也不清楚，导致责任虚置或责任无法追究。权责明晰是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关键，而目前我国行政体制中的权责不清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重要障碍。
　　发生重大事故、决策失误、工作执行不力等等，由谁来负责，负什么样的责任，应该由清晰明了的规章制度加以明确，真正的行政问责制必须建立在严格的职责划分上，只有这样，才能把行政问责落到实处，才能实施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我国目前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种种弊端造成责任的归属难以确定，制约着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推行。归纳起来权责不清主要表现在一下三个方面：一是党政权责不清。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党委作决策，政府去执行，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很难确定，现实实践中往往只问责政府，这正反映了党政权责不对等。二是上下级权责不清。我国行政机构的层次太多，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中央政府、省、市（含行署）、县（市）、乡（镇）五个层次，执行或决策出了问题，到底追究哪一级政府的责任？三是不同行政机关之间权责不清楚。从横向上看，我国行政机构的职能部门划分过细，过细的分工必然带来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总之，这些权责不清的状况成为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的严重障碍。
　　（二）问责主体缺位
　　问责主体就是由谁来问责。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对象应是人民群众，官员问责的主体也应是人民群众。我国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宪法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同级最高人民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要对人大负责，人大代表有宪政权威上的质询权，但遗憾的是，不少地方人大的最高权力得不到体现。从各地行政问责实践来看，有关领导被问责，从问责的主体看，几乎都是上级有关部门通过调查，做出的处理。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没有在这些问责中体现问责主体的作用，说明行政部门的施政很少真正向人大负责，人大对行政官员的失职与违法行为也很难真正追究责任。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当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一个法定的监督机关，人民代表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对当地发生的事故真相更易了解，能够更快更好地履行问责的法定职责。当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出现违法违规、失职读职行为或侵犯人民群众利益时，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该及时启动问责程序，调查事实真相，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出适当的问责处理，让问责成为一项长期的、根本的制度。另外，问责主体除了人大外，还有司法机关、政协、舆论媒体及公众，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问责，效果将大打折扣，会导致问责不公、不实。
　　（三）问责标准不一
　　自“非典”以来各地问责意识逐步增强，各地纷纷制定各种问责制度，“问责风暴”席卷而来。但是仔细研究各种问责制度，考察问责行为，发现问责标准不统一，问责的后果不尽相同，也就有失公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同问责事由，问责后果不同。针对同一事由，有些地方追究责任更严重，有的地方责任更轻，甚至不用追究责任。二是同一问责事由，因所发生时间不同，问责后果不一。在我国，疾风骤雨般的问责、运动式问责并不少见，上级领导重视、群众关注的问责事件问责速度快而后果重，而对于同样的问责事由，在另外时间发生，往往追究责任轻描淡写，这也会导致问责不公、问责不实。
　　（四）问责范围过窄
　　目前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所涉及的问责案件，主要是生产安全事故、食品卫生案件、拆迁事件、腐败案件及突发性灾难事故等，这些事件事故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社会发展与稳定，对这类问题不仅要问责，还要加大问责力度。但是，局限于这一类非常态事件的问责，与国际社会广泛的问责事项相比，显然范围偏窄。随着问责的深入展开与制度化，问责范围理应将行政机关或行政工作人员的隐形失职、决策失误、用人失察或行政不作为包括在内，即将问责范围从意外事故问责扩大到常规行为的问责，从过错问责向追究无为问责转变。
　　（五）问责程序不实
　　合法正当的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的区别，程序是行政问责沿着法治的轨道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也只有程序才能把行政权力制约于法律框架。只有具备了正当合法程序，行政问责制才是一种真正有意义的制度建设，否则，就是随意性的摆设。我国行政问责在程序操作层面存在诸多难点,程序设计上尚需完善，具体程序无章可循，公众缺乏知情权,被问责对象的抗辩申诉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问责过程幕后权力操作,等等一系列问题表明问责程序不实。问责程序缺乏法定操作性,处理过程不透明,也会影响行政问责的效能。
　　（六）问责法律缺失
　　从行政问责的实践中不难发现目前的问责随意性较大，缺乏法律依据，如问责事由的规定不具体，弹性大，难以认定；责任的追究不全面，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被追究的现象不多；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无具体法规可依。总之，中央制定了很多有关问责的政策，地方也有不少关于问责的政府规章，但缺乏真正意义的、全面的、专门的行政问责法规。任何制度要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法规程序，现阶段的行政问责还没上升到法律问责，问什么事的责、由谁问责、以什么程序问责、该承担什么责任、结果如何实行救济，等等问题均未通过法律明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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