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

我认为哲学就是人研究人类自身存在的一门学问。具体来讲就是研究人的本质，人的行为，人的集群的一门学问。也就是说，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哲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人的本质，人的行为，人的集群三个方面而不是别的什么方面。
我认为人类的思想总是在一些根本性的认识上存在着相通之处，或者凡人类总是面对着一些相同的根本问题，不然，我们为什么都被称为人类呢？我还认为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人们的生活环境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们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行为的方式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比如说人们要吃饭才能生存，这恐怕自有人类以来就是如此，至于吃的东西昨天跟今天不一样，明天与今天也会不一样，但总要吃东西却是万古不变的。既然，哲学是以人类自身为其研究对象的，那么，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研究观察者对人类的认识有一致的观点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这些根本性的认识和根本问题我称之为哲学。（哲学与哲学学我认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有重合之处，但不相同。）
因此，哲学是凡一个人，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都会具有的一种认识，只不过有系统与不系统之分。因此，对相同的问题有相同的认识这是根本不足为奇的，尤其，当这些问题也根本就不是什么深奥的问题的时候。因而，我认为西方人与东方人对一些根本问题有相同的认识，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不能因为西方人现在比我们做得好，就把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当作他们独有的能力和专利，而认为其他人就不具备此种能力或不许其他人染指，如果其他人还默认西方人的这种蔑视与霸道，那就让人难以忍受了，尤其，这种状况还确实客观存在的时候。
有人说历史已经终结了，其实历史怎么能被终结呢？被终结的不过是哲学而已。
确实，哲学原来的领地几乎已经被自然科学的列强瓜分得一干二净了，但是，我认为有一块领地至今仍然保留着，那就是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的生存状态的描述与规定这一块。这一块领地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其他人文学科都没有能够侵入与占领，只有宗教所涉及的对象与范围和哲学这一块硕果仅存的领地有重合，但宗教的范围与对象又比哲学要扩大了一些，它涉及到了对人类还未来到这个世界和人类又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存在状态的描述与规定以及不仅只关注人类，还特别关注神鬼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因此，如果将宗教中的鬼神剔除，我们就会发现宗教与哲学根本就是一回事。这一块硕果仅存的领地我认为才正是本应属于哲学的领地。
鉴于当下西方社会内部自由主义哲学的全面胜利以及政教分离的施行，西方社会内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不复存在，西方社会已经由一个哲学主宰社会演进的时代进入由经济主宰社会演进的新时代，可以说西方社会哲学的时代终结了，经济学的新时代开始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终结了，因为，西方社会已不再需要哲学与哲学家了，这是可以接受也可以理解的，但说历史已经终结就不准确与恰当了。
但是，西方社会以外的社会（包括中国社会）依然处在哲学的时代中，距离经济学的新时代还是遥遥无期，如果说中国也处在一个历史已经终结的时期，那就更是大谬不然了。
如果，我们中国要想早日终结这个哲学的时代而进入经济学的新时代，那么，我们不首先终结这个不合时宜的哲学旧概念，恐怕难以奏效。无疑，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借鉴西方学界事实上对哲学旧概念的解构与摧毁。
明了了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我们就可以首先把儒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做一个比较。
首先来看人的本质。儒家哲学认为一些圣贤、先哲、帝王将相生来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而那些群氓则是生来人性就不完善的，还有一些人更是生来就人性丑恶的，即所谓“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性是有阶级性的，由于出身的阶级不同其人性也就自然不同，出身于善的阶级其人性自然善，出身于恶的阶级其人性自然恶。无产阶级生来就是大公无私的阶级，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唯利是图的阶级，无产阶级是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资产阶级是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无产阶级生来就是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是注定要灭亡的阶级。一句话，主张人性的有差别和不平等是二者共同的特征。
其次来看人的行为。由于儒家哲学认为圣贤、先哲、帝王将相生来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正人君子，因此，这些人是不会犯错误更不用说犯罪了，对这些人也就不适用法律，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这些人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而为所欲为，因为他们“随心所欲”也不会“逾矩”。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不适用法律，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针对少数阶级敌人的，而且，无产阶级是最大公无私的阶级，为人民服务的阶级，他们怎么会犯错误或犯罪呢？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本着良好的愿望，因而，对他们的行为的任何约束都是没有必要的。这样，取消法律的普遍约束力，主张法律面前人与人的不平等也是二者共同的特征。
最后来看人的集群。在人的集合体——社会——的形态上，儒家哲学主张等级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到所有的人都变成圣人，人类就进入大同社会。马克思主义则主张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等所有的剥削阶级都被消灭，人类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实在不过是“西方新儒家”而已。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法家哲学。
法家哲学的主要特征用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话说就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论六家旨要》）。用现代术语解释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哲学的出发点在于人性是普遍相同的，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比其他的人在人性上要完美，每一个人都有着相同的食色之性，即“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没有哪一个人是不具有这种人性的。而且，人性是无所谓善与恶的，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客观存在。如果，非要以一种人为的价值观去评判人的这种食色之性，那么，就会有善与恶的区别。基于这种普遍相同的人性，法家哲学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由于人人都要满足自己的欲望，那就不可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解决这种冲突呢？法家哲学认为只有“齐之以法”，也就是说，人人必须依法而为，即每一个人在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原则，否则就是非法，非法的行为必须受到严惩。这就是法治。根本没有什么生来就是为了他人的人性至善至美的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罪的圣人，如果没有法律，每一个人都会因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人的利益。

试想，在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中，一位美丽的女子，她的命运将会是如何的悲惨呢？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都声称法律将失去作用，但是，人的食色之性是否会在那个时候也随之荡然无存，人人都变成无欲无想的圣人呢？果真如此，那岂不是人类的末日？

法家哲学正是基于这种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与了解，因而主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而人人平等的前提就是在法律面前没有什么人可以不受到约束，“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精髓与真谛恰在于此。

法家哲学的伟力还在于由于承认人的食色之性就是万古不移的人性，因而不是“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充分发扬人的本性，使人能够光明正大，堂堂正正，没有顾虑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对必然要出现的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则惩之以法。因此，只要不违法即不侵犯他人的利益，每个人都可以尽其所能地去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谋求自己最美好幸福的人生。这就无疑焕发出了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巨大潜能。

当时的秦国正是运用了法家哲学的原理，从而使自己从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最富裕强盛的国家。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和秦国商鞅变法的历史有着极为相似的过程，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中必然会有一些值得人们深思的共同点。

秦国最终吞并了其它六国而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但是，悲剧也正在于此，由于天下一统，失去了相互竞争的机制，能够富国强兵，使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却使一些人失去特权的法家哲学，在天下一统之后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穷国弱兵，但却能够制造特权的儒家哲学却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为什么孔丘和孟轲在战国纷争中到处推销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却无人理睬，而天下一统之后，统治者反而主动把孔丘和孟轲奉为圣人呢？两家哲学不同的功用，实在是它们历史命运的决定因素。

而儒家哲学成为中华民族的哲学也便埋下了中华民族苦难血泪史的祸根。考察中国的历史，儒家哲学的中原民族国家无一不积贫积弱，北方游牧民族以强盛数度战而胜之，但可悲的是这些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又无一不接受了儒家哲学，因而，也就无一不积贫积弱最终至于覆亡。因此，可以说儒家哲学的中原民族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地上演着亡国的悲剧，只是北方游牧民族因接受儒家哲学而不断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因此，亡国之恨很快就转化为大一统的欢欣鼓舞。而到了近代，西方国家挟着民主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文化的优势，以坚船利炮再次对儒家文化的中华民族国家发起强大的攻势时，儒家文化再也没有包容对方的能力了。否则，中国人是不会介意再上演一次亡国的悲剧的。中国在近代没有亡国，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有一点，中国没有亡国绝不是儒家哲学的功劳。而且，中国现在没有亡国，并不等于将来不会亡国，只要中国抱守儒家的哲学，中国亡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始终高悬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这已经是被无数的历史经验所反复验证了的公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法家哲学与指导西方走向民主之路的人道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中华民族很早就抛弃了法家哲学以至于中国的今天。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却将人道主义哲学奉为圭臬、至宝，以至于有今天这样的西欧和北美。儒家哲学变种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不断地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以至于完全绝迹，而中国始终抱持着儒家哲学或它的变种。这正是中国与欧美的最大不同，也正是中国与欧美之间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

再接下来看看道家哲学。

同样也对人性不抱希望的中国道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道家认为人性太恶劣了，因此，凡是人的任何作为就必然是人性之恶的体现，因此为了这个世界的美好，为了阻止人的作恶，道家就干脆主张“无为”（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不要作为或行为），这样，这个世界自然就会变成伊甸乐园了。道家的这个主张虽然极端而且根本无法付诸实践或者消极得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但是有着这种愿望与理想的道家却是让人感到万分可爱的。在人的集群即社会的形态上中国法家与西方人道主义同道家也是大相径庭的，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平等法制社会，西方人道主义也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法制社会。但道家却要大家回到无何有之乡的时间与空间所自产生的混沌与缥缈的开启这个世界的虚无中去。太玄妙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墨家哲学。

墨家认为“利,所得而喜也。为穷知而悬于欲也。害,所得而恶也”（《墨子·经上》）。人生天地之间“以生为甚欲，死为甚憎”（《墨子·尚贤下》），“天欲其生而恶其死”（《墨子·天志上》）。人生天地之间是避不开利害这两个字的。如何对处这利害二字呢？墨家认为只有“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墨子·大取》）才是最为合理的行为方式。何以知之？因为对人来说，生存是最大的利益，不可能还有比生存更大的利益了，这也正是自然的法则。同样，人的最大损害莫过于人死身灭这一状况。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乃是基于自然法则的一种人的本能。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正是合于自然这个理，故被称为理性的。

何以说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就是合于理性的呢？我们不妨来看两个具体的事例。英国王室曾在民主革命的风暴中面临过生死存亡的选择∶继续独裁则必然要被彻底推翻而君主立宪却能永保尊荣。英国王室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的结果是英国王室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尊贵的王室之一。相反，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六在面临同样的选择时，利之中取小，害之中取大的结果是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波旁王朝的权势也只能到历史的烟云中去找寻它的一点踪影了。因此，我们要说英国王室比法国王室是一个要有理性得多得多的王室，因为英国王室懂得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的道理而法国王室不但不懂这个道理反而反其道而行之的缘故。同样，我们也会说米洛舍维其比齐奥塞斯库要有理性得多得多，因为米洛舍维其也懂得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的道理而齐奥塞斯库不但不懂这个道理反而反其道而行之，落得个夫妻双双人死身灭的结局的缘故。

墨家认为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何为兼相爱，交相利？其实就是互惠互利。什么是互惠互利？其实就是讨价还价。什么是讨价还价？其实就是妥协。因此，兼相爱，交相利的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商人精神。而真正的商人其实正是最具理性精神的人。而具有商人精神的政治家方才是一个具有理性精神的政治家，也方才具备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的素质。

墨家正是基于这种理性的利害思维因而主张政治的功用与目的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尚同中》），而要能做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除了“尚贤”之外别无他法，即“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墨子·尚同上》）。

以上所述的墨家的这个思路多么清晰，多么理性。谁能说我们中国人缺乏理性的思维精神呢？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中国人从一个时期以来到如今确实彻底丧失殆尽了这种明辨利害的理性思维精神。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另外一个思想体系从一个时期以来到如今完全排斥了其它所有讲理性的思想体系而统治着我们中国人的头脑的缘故。

这个思想体系就是儒家。

孔丘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开始颠倒了利害的价值判断。孟轲主张“舍生而取义”则公然树起了反理性的大旗，要人们舍利而取害。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中国反理性的黑暗时代就正式揭开了它的帷幕直到如今。其间，孟轲的反理性大旗经过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即存害灭利的接力，中国反理性的黑暗时代就越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

因此，中国人并不是一开始就缺乏理性的思维精神的，而是充满了理性的思维精神的。现在我们要想复兴这种伟大的理性思维精神并且无愧于我们的富于理性思维精神的先贤先哲，就必须从我们的灵魂深处彻底打破儒家思想的思维定式，舍此是别无他途的。

综上所述，东西方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一个民族的哲学——有着巨大的差异所造成的。但是，东西方哲学之间却不存在根本的差异。中国有儒家哲学，西方则有马克思主义；西方有人道主义哲学，而中国也有法家哲学和墨家思想。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在于二者各自选择了不同流派的哲学。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有哲学上的反映。就如我们所知的哲学是哲学是唯心的或唯物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或者说哲学是科学的或非科学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哲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文化、经济、历史等诸多范畴的概括的综合的认识与反映并通过得出的内在规律以期指导这些范畴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中西方文化的初始阶段由于在哲学以及影响哲学的诸多因素并哲学反作用的这诸多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综合表现在哲学方面是有很显著的差异性的。本文比较的初始阶段的西方哲学界定为早期的西腊哲学
　　哲学的产生受地理条件及宗教的影响是很大的，西腊的农业文明产生于西腊半岛上的山丘之间的谷地，同时与周边文明的战争与贸易对西腊哲学的产生也有重大影响。在西腊文明诞生以前，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文明以及东岸的巴比伦文明已经辉煌的存在了好多个世纪。埃及文明是敬畏死神的，埃及的神学以关怀死亡为主，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要进入阴间，并根据在阳间的表现要遭受到审判。克里特文明受埃及文明的影响很深，克里特文明对西腊半岛南端的迈锡尼文明又有很大影响，而后来的西腊文明显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迈锡尼文明。而东方巴比伦的宗教神学更关心的是现世的繁荣而不是来世的幸福，巴比伦文明传入西腊的途径显然通过小亚细亚的陆路更便捷，方式不外乎贸易与战争。我们站在西腊半岛向西看，当时只有意大利南端的伊特鲁立亚人稍稍初显了文明的曙光，而北部的凯而特人、日尔曼人都还是蒙昧的阶段。
　　中国的文明倘若说从有文字记载的年代算起，应该可以上溯到商朝，此时的中国农业文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商朝所领属的的地域来看,发展农业文明也是必然的。由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古西腊直至古中国都是农业文明来看，先人们总结出农业文明是诞生古老文明的必要条件，而游牧部族就不具备这个条件。在中国哲学真正意义上的产生应该从孔子对周礼的阐述开始，而在这之前亚洲大陆上的中国文明显得是那么的孤单，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可能与当时亦很发达的印度文明会有交流，但是地理上的无奈让中国的文明缺乏与周边文明交流的条件，而中国自上古以来神学及原始宗教方面缺乏有组织的系统性、权威性，这样宗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当然要除了后汉以来佛教的影响。从这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哲学显得比较单薄且缺乏多元性，从而造成中国文明独特性也是必然的。如果有人提出东晋时期的诸多外族以及之后的诸多外族对中国文明的影响，但大家都知道那多是外族主动的接受中华文明，对中国文明在哲学上的贡献除了我们本身演绎的佛家禅宗外几乎没有。
　　孔子肇始中国哲学的时候，西腊哲学的鼻祖泰勒斯几乎是在同一时代发端了西腊哲学。虽然同样是农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西腊文明以及西腊哲学由于可以引用并借鉴其他文明成果，这样相较于中国文明以及中国哲学的产生，就具有先天的优越性。西腊哲学受原始宗教和神学的影响很深，当时的西腊文明反映在宗教和神学上除了有奥林匹斯山上的那些喜欢争斗的诸神，还有由色雷斯的神演化而来的狄奥尼索斯或者说是巴库斯。虽然对巴库斯的崇拜受到崇拜宙斯这一派的正统派的歧视，但是由此诞生的奥尔弗斯教派对西腊整个文明包括哲学的影响也是不可不提及的。而反观当时中国的文明以及哲学由于宗教神学相对薄弱，因而中国的哲学更趋向于内敛的个人体验，在政治上表现于推行王道。
　　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组成的，而孔子对哲学的阐述却是从所谓的周礼开始，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西腊哲学从开端便注重从事务的本身引申对对自然、对人类的思考，而中国的哲学则强调从人本身或人的主观本身去看待一切。虽然同时代的老子提出了道这个亦包含有规律的概念，但就象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老子的道是功能于实体混而未分的整体，这样的道显然与泰勒斯所说的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泰勒斯之后的米利都学派在哲学上的基础观点无不是由物质为基础来引申的。象阿那克西曼德说认为万物都出于一种简单的元质，这种元质是无限的，这在某一方面又类似于老子的道。而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万物的一切基质是气，这个气更强调的是它的物理属性，而我们中国哲学反映的那个气，形而上的成分更要多些。
　　由以上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说从一开始西腊哲学就更注重由事务的本身引申对世界及人类的探索，虽然在此之后的基督教的神学哲学让这种探索走了好几个世纪的弯路，但是由于基督教本身亦受西腊文明的影响，在它的教义中有些先验的东西就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性与科学性。而中国的哲学由于从发端开始就强调宗法观念，更多的是从人的内在修为本身去理解阐述对世界以及对人类的探索，且又缺乏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渠道，加上统治者对这种哲学的恶意曲解，导致这种哲学最后趋于死板僵化。虽然西腊文明从柏拉图以后在某些意念上与中国哲学有一定程度的趋同，但从整体上以及后来的发展来看，由于此二种哲学在目的与功用性上的不同，造成所谓的差异性就不难理解了。中国的哲学的目的是所谓的自我修为以及在功用上表现为维护王道，推行教化；而西腊哲学更注重对事务本身内在规律的研究，如此而已。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相对与绝对的区别
人文与物理的思辩
协调与征服的并立
重人和重物的统一
心物与多元的同信
悟禅与法理的辉映
自由与格律的向往
天人与科学的追求
自然和格致的差别
法道与匠心的运力
参考资料:我心

东方恬静悠远，西方火热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