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具体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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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心理学理论建树方面，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巨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由于两人有师徒之谊（可以说如果没有弗洛伊德这个伯乐，荣格这匹千里马是不会那么早就被发现的），所以二人在心理学理论体系方面有很多的相似点，但是，毕竟二人各自又有着自成一派的理论体系，荣格曾经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动，又怀着惋惜的心情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中走出来，构建了分析心理学体系，所以笔者认为二人在心理学体系方面的差异是更为突出的。

首先，荣格同弗洛伊德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友谊、冲突和最后决裂的过程。二人之间的矛盾固然同他们各自的个性有关（荣格独立性很强），但关键还在于各自理论的根本分歧，其二人的决裂就是从对里比多本质的解释不同开始的。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驱力一律来自与压抑的性欲有关的里比多。里比多不但是精神病的生理成因，也是人类心理意识的唯一动因。性冲动决定并且影响人格，甚至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荣格首先断然抛弃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这一泛性论的里比多概念，而把它命名为个体的普遍生命能量，不仅仅是性欲的，还是一种创造性的生命能量，既表现于生长和生殖，也表现于其他活动，是一种能用于延续个人心理生长的创造性生命力，从而在根本上区别了他和弗洛伊德各自理论所赖以存在及发展的基础。按照荣格的理论，在生命初期，里比多能量主要被用于诸如饮食、排泄与性爱的需要上，但随着人们对这些需要获得满足，或者当它们变得不太重要时，里比多能量就被用于满足更加重要、更加高尚的需要。因此，对于荣格来说，里比多是隐藏在精神后面的内驱力，实际上包括了弗洛伊德的里比多。显然，荣格的里比多概念由于具有普遍的现实性，更容易被接受。

其次，在对人的意识水平的层次分析方面，荣格与弗洛伊德也不尽相同。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生活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次，但他十分重视的是潜意识，认为它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基本、最普遍和最活跃有力的因素，是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他还认为无意识作为意识的对抗物，由被遗忘的童年时代印象、与生俱来的本能及现代人和人类祖先相联系的回忆构成，不但具有个人的，还具有后天所发展起来的特性。荣格不满足这种解释，他把无意识区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他说：“无疑，位于表层的无意识或多或少具有个人的特性，我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不过，它有赖于更深的层次，是由先天所获得的而并非来自个人后天的经验。这更深一层的无意识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使用‘集体’一词，是由于这部分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与个性心理相反，它具有一切地方和所有人都共有的几乎相同的内容和行为方式。” 即荣格认为无意识的最重要部分不是来自个体的个人经历，而是源于全人类遥远的过去——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荣格最大胆、最神秘、引起争议最多的概念，也是他理论的核心。许多人都认为此概念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彻底革命。它是自远古以来祖先经验的储存，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由于集体无意识来自人类心灵中所包含的共同的精神遗传，所以每个人所拥有的内容都是相似的。进而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用原型来表述，有时称之为“种族记忆”或“初级意象”或“原始意象”，它是人类原始经验的集结，是那些记录在脑中的祖先经验，它就像命运一样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其影响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被感受到，进而原型就成了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同时，荣格还认为集体无意识就是所有一切原型的储藏所。原型是人类世代相传的典型心理体验，诸如生、死、男人、女人、母亲、英雄、上帝、魔鬼、智慧老人等等，是具有同样特征的心理物质的浓缩，是所有经验的不断反复的积淀。之所以称之为原始意象，是因为它表明人类心理结构的最初本原可以追溯到生命之始。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荣格精神模式的所有其它内涵都隶属于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代表人的本性的部分，就道德和理性而言处于中立地位，但它作为人类经历中的最深层次的集中和凝聚，是现代人精神的种系基础，是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一种精神机制，而不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是自主的、独立的，然而又与意识和产生于原始时代普遍永恒的意象（即原型）互为补充。

其三，与无意识相联系的梦的理论也是荣格和弗洛伊德在梦的理论上的分歧点。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性欲伪装了的显现，是理解无意识的一把钥匙，任何梦（儿童的梦除外）都是被歪曲的，必须运用自由联想等一系列释梦法还原其本来面目。不同于弗洛伊德，荣格所特别强调的是做梦人所置身的环境和心态。他认为梦境所揭示的内容并不仅仅是愿望的满足，更不用说只是性欲压抑的释放。因为梦“揭示一些置信不疑的真理，哲学见解，奇异的幻想、记忆、计划、预见、非理性的经验，甚至心灵感应之类的幻念。” 这显然更符合心理实际。另外，弗洛伊德认为梦是通往无意识的忠实道路，而荣格则认为情结是通往无意识的忠实道路。荣格认为，情结属于心灵分裂的产物，无论是创伤性的经验，还是情感的困扰，抑或是道德冲突等等都可产生情结，它主要来源于童年的心理创伤和道德与人性的冲突。它还是一种心象和意念的结合，其中具有一个源自原型的核心，并具有某种特别的情绪基调。如俄狄普斯情结、自卑情结等。只要我们不能察觉与认识我们的情结，我们就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受情结的控制与摆布。而一旦当我们认识与理解了情结的存在及其意义，情结也就失去了影响与控制我们的能量。尽管它们不会消失，但逐渐地会减少其消极的影响。

再次，从人格结构理论的对应关系及治疗实践方面来看，荣格精神模式中的人格面具和阴影可以分别被认为是弗洛伊德人格三部分结构中奉行“现实原则”的“自我”和寻求“快乐原则”的“本我”的变形（另一部分是体现“道德原则”充当“自我”监督者的“超我”）。但是，荣格显然赋予了人格面具和阴影比自我、本我更深邃的内涵。

在分析心理学中，人格面具按照一个人的种族、信仰、阶层、职业，以及其它一些条件因素投射于人的外在人格。荣格说：“人格面具……协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一个人以什么面目在社会上露面。”倘若把一定的精神能量注入人格面具，一些人会相信，被投射的意象就是真正的自身。而且，这种意象便与实际存在的自身失去了任何关联。由此可见，人格面具同自我相对应，是一种适应社会和人的本能要求的生存机制，在人生舞台上，它为自我穿上外衣，戴上各种面具以扮演各种角色，调整个人同他人及社会的关系，实现个人目的。荣格明确指出，人格面具同自我的自居作用可导致人格的“扩张”。由于这种自居作用在实际上不可能与社会道德、习俗、其他人的意志相符合，一方面既可能使个人在生活和事业上获得成功；另一方面“扩张的结果也可能使人陷入同外界的矛盾或自我异化的痛苦中，进而转向自卑、孤独，有害于心理健康”。所以，就人生的最后目的——个性化或“自我实现”而言，人格面具只是精神的“外部显相”。

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本我浑浑沌沌，是充满罪恶的地窖，代表全部本能欲望；而荣格则认为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的阴影并非全是邪恶、泛性色彩的。如果说人格面具小心地向精神外部延伸，那么阴影就是我们所企图隐匿的个人性格特点的总和。这种隐匿不仅是对外部世界而言，而且特别意味着我们隐藏着的自我。阴影具有一定的操纵力量，能够投射到其他人身上，而自身却拒绝对阴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这时候，阴影便冲破意识域中人格的控制，干出被自身认为是邪恶的行为。阴影深深的潜伏于人格的消极面之中，并不为精神压抑所致，因而人们往往无法察觉。例如，一个皈依基督耶稣的人的一生或许毫无污点、无可非议。他总能替别人着想，可他在家里对妻子独断专行，却心安理得，毫无内疚。在工作上他对同事别有用心，甚至反复无偿，犹如暴君。他会竭力掩饰并为自己卑劣的恶性辩护，使之合情合理，而且毫不踌躇地对自己虚伪的自信深信不疑。在他看来，他的一切动机都是高尚的，根本拒绝承认他的阴影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并且决定了他在生活中的行为。具体说来，荣格使用“阴影”的概念多层含义：第一，它是每个人身上黑暗的一面，但所谓“黑暗”，就字面而言，并不是判断“是”与“非”、“善良”与“邪恶”的唯一标准，只不过是说，它是人精神中最为隐蔽、最深入、尚未暴露的部分，既能容纳好的也能容纳坏的心理内容。为了使阴影这个概念表述得更加明确，荣格特别把那些为意识所厌恶的，同公认的道德准则相对抗的成生邪恶动机的心理内容称为“魔鬼原型”；第二，荣格指出“只有三维物体，即立体的东西才会投射阴影，如果我们没有阴影，就不是完整的人。” 可见，一个个性充分发展的人，阴影的内容何等丰富；第三，人类祖先所遗传下来的动物本能，即非理性因素，既是破坏性的，又是创造性的、充满活力的，阴影中的动物性如果能受到人格面具力量适当的抵制，或能同自我保持适度和谐，便可激发个人创造力，在身心两方面达到满足，人格主体会更加丰满，最终导致个性化。反之，阴影会与个性化相对抗，形成扭曲人格。显然，荣格关于阴影的概念比弗洛伊德的本我更能深刻阐明人的生存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更能显示精神和人格的复杂性，更能揭示出伟大人物的创造力，包括灵感、直觉之类潜在的超验现象的内在机制。
比较荣格同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异同，还必须考察弗洛伊德的“超我”和荣格的“自身”概念。自身这个概念“并不仅仅取代人们通常认为的自我的地位，而是把自我包含在内的一个超常概念。” 即自身不同于多半是无意识的“自我”，它是荣格理论的核心之一，也是人格发展完善即个性化和自我实现的最终目标。而“超我”除了对自我与本能有强制、威胁作用外，本身并不以人格完善为目的。再者，“超我”的形成由先天遗传，是婴儿时期的延长以及性欲延迟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父母的影响，而“自身”的显露则需要个人努力，取决于人格其它部分的充分发展，其驱力也不是性力里比多，而须依赖于内、外部的情势和作用。所以，荣格认为，只有人到中年，经历了生活的各种波折变化，精神愈加成熟，个性化程度愈强烈，自身原型才会更加鲜明的显现。同时，荣格还不止一次地承认“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阿德勒对他的人格理论的影响。他赞同阿德勒的观点——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某些神经症的特征，是对自卑情绪的必然补偿，超越自卑才能实现人生的至善自尊。可见，尽管两人在某些观点上不尽一致，但就人格的最终目标而言，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另外，在心理治疗实践方面，不同于弗洛伊德，荣格强调与病人有关的现实环境和情势对病人产生的作用。荣格常常发现，病人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他们把现实生活转变成一种他们可以接受的替代物，因而不能正视自己行为所造成的道德后果，虽然，这种结论的类比在若干方面是杜撰的。荣格喜欢重述法国作家阿尔玛斯•都德的小说《塔塔里在阿尔卑斯山上》中的主人公的故事。塔塔里相信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峰已被隧洞以及通道弄得千疮百孔，以减少登山的危险。他的勇气因这种虚幻的神经错乱而鼓动，大胆的登上了客格弗拉山的半山腰，却发现根本没有任何隧洞和通道而恐惧万分。荣格说，许多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突然发现他们依靠谎言而生存，因为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荣格心理治疗法的第一步是使这样的病人正视他们依存的现实环境，甚至使他们明白其中的道德意义。心理治疗的第二步揭示了被荣格称之为治病病因的秘密。

在早期的心理治疗法过程中，荣格鼓励医生同病人进行合作。他总是挑选出多种藏书让病人阅读或指定一些女病人去做一些事。他用一种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方式去处理不可避免的移情过程。他认为，与病人合作能使这种移情有利于医生和病人共同发现病因。荣格把弗洛伊德所主张的积极移情和消极移情看成是不必要的人为行动，因为这种手段只会延长治疗，并不高明，无助于精神分析，反而会使之受到阻碍。不过，心理移情和逆向移情在许多情况下确有所作用，我们不应忽视。

最后，从哲学立场上来看，通过比较荣格和弗洛伊德各自的理论体系及实践，不难发现，作为精神病医师，从心理治疗入手，他们都进而转向对于上帝、人以及人类生存状况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反思。但不同于弗洛伊德，荣格力图在东西方哲学的交流中谋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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