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中国的伤痕文学？

在经历一场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浩劫，国人开始审视自我、度量中国现在的形势。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之所以会出现“伤痕文学”，则完全是国家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劫难、大悲剧之后，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新一层的文学必将会给每个国人的灵魂深处带来一次大反省，这恐怕也是中国千载难逢的思想大革命的开始，对从黑暗苦难中走
出的中华民族来说，正是一个追求光明未来的开始。

　　当后来人们给当时流行的“暴露文学”又赋予这样一个专门文学名称，既是时代的造化，也是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这正好从卢新华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伤痕》中获得了启示。当小说在《文汇报》上首先发表后，终于把亿万人民从恶梦中催醒过来，想到了只有用文学来宣泄内心的悲痛和憎恨，才是最美的心灵安慰。从此开创了以文革为题材的各种文艺作品，登上了中国的文艺“大舞台”，这恐怕也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一个巨大贡献。没有苦难的历程恐怕就没有文学的源泉，就不会有思想深刻的文学，中国也就不会进步。

　　据说“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先生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文学讨论会的一次讲话。而当时还在作思想挣扎的国人，那是不允许有这样开放的文学探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暴露文学”应运而生了。

　　“暴露文学”所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伤痛”后所留下的“心灵伤疤”。文学工作者最终把它们概括发展成为“伤痕文学”，这是文学理论上的一大进步。因为“暴露”和“伤痕”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伤痕”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很大很广很深，它既可以说是国家的“伤痕”，也可以说是人民的“伤痕”。暴露只是一种浅层次的直白。“暴露文学”是代替不了“伤痕文学”的深刻含意的。

　　卢新华之所以能以中国第一人的身份来写《伤痕》这篇短篇小说，主要就是因为他年轻，有激情还有热情。不像老一辈作家，当时还没有从文革牛棚的惊恐中清醒过来，巨大的悲痛尚没有结束。他们还没有勇气提起笔，用小说的形式去控诉“四人帮”，“两个凡是”还未受到否定和批判。所以只能由没有过多受过文革伤害的思想者，才会大胆地用小说去批判文革的罪恶。

　　卢新华那年（1978年）是24岁，还在部队服役，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年就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天，在听女老师分析鲁迅的小说《祝福》时，他才认识到了人性中的真正伤痕，绝对不会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而是心灵的“伤痕”。这堂课给卢新华极大的启迪，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创作冲动。为此，他写《伤痕》时，最初的小说名就叫“心伤”。用这样的词汇名小说题目，太直露，不含蓄，无美感。但也说明他对心灵的创痛感受是特别深刻。

　　这部富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当卢新华初稿完成后，拿到学校想请学校老师推荐到杂志社去发表。但没想到老师认为，这篇小说与当时所提倡的小说理论相悖。再凭她的经验，认为这篇小说是难以发表的。为此，卢新华只能懊丧地把它放入了抽屉里，对它不抱希望了。但运气却把它送到了复旦大学的中文系《百花》墙报上。原来墙报主编急需要稿子，以前卢新华也答应过要为墙报写稿，于是就把这篇被“枪毙”了的《伤痕》给了那位主编，作为交差而已。没想到主编把这篇小说贴到墙报的头条上，整个中文系轰动了。许多同学看后都认为有新意，首先突破了文革创作时所遗留的“假、大、空”流毒，表现手法大胆，文笔清新，主题鲜明，深刻地揭露了极左政治思想运动对普通家庭的严重伤害，给人性以莫大的毁灭。

　　这些感受当时只有在大学生群体里才会如此强烈地感染开去，许多外系的同学也纷纷结伴而来观看。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苦闷是多么渴望得到宣泄。《伤痕》就在这样特殊年代里，这样特殊的题材下被年轻人首先认可了。这样的轰动终于也引起了女老师孙小琪的重视，她曾在安徽蒙城当过知青，更有切身的感受，由她通过女友俞自由，将小说传给了《文汇报》编辑钟锡知先生，同样也引起了报社的轰动。但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得出结论。于是由主编马达上报到宣传部领导主管文化条线的副部长洪泽的手里。这位领导把大样带回家仔细阅读，当读到动情时，竟然失态了，又被女儿发现，接着女儿读了也不由潸然泪下。《伤痕》终于在1978年8月11日，在《文汇报》上正式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从此“伤痕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痕。

　　至于小说发表的当天所引起的社会轰动，那是今天的小说爱好者是无法想像的。就像沙漠里的灾民，当天上下了一滴雨，这对久渴了十年的饥渴者来说无疑是一杯甘露啊！此刻我回忆当年读《伤痕》时，接连读了三遍，后来又传阅给别人，直到它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依然忘不了它让我泪流满面，此刻仍老泪纵流。

　　据档案记载，在《文汇报》发表《伤痕》的当天，那些散布在上海街头的报栏前人山人海，可说是里三层外三层，几乎人人都在为《伤痕》落泪，人人都在为主人翁王晓华悲惨的遭遇痛心疾首。其实，这无不是都在为自己的不幸而宣泄。许多人给卢新华写信，向他诉说文革中的遭遇。一篇应时应心的短篇小说，竟然有如此大的魔力把国人的心灵创伤安慰抚平，足以说明小说的力量一点也不小啊！

　　《伤痕》不但在上海引起了轰动，也震动了全国，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也不甘落后，紧随其后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由此考证“伤痕文学”的来历，恐怕还是出于国外记者的报道里的独创见识。

　　对于后来的卢新华走向哪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他的勇气、他的追求人性终于让他成功了。时代也给了他许多荣誉，培养为作家。但时代没让他在文学道路上继续职业化地走下去，不久就下海经商，随后赴美，事业上几起几落，据说还曾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以发牌为生。

　　这是时代的不幸还是作家的不幸呢？恐怕都不是。尤其是对一个作家的未来发展，这样的闯荡未必是一件坏事。凡是遭折腾的作家总是阅历丰富的，思想是深遂的；当一个追求四平八稳的作家坐在安乐椅子上写稿，那是很难让读者再会读到他更新题材的作品。

　　2004年卢新华推出了他的新作《紫禁女》。小说表面上是描绘了一个石女和三个男人的情感经历，在深层里却以各个人物为象征，表达了个人和民族打破先天封闭的限制，走向自由开放的痛苦历程，表现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境遇和悖论。小说虽然没有再度引起当代中国文坛的轰动，只能说明当代文化的多元化，必然反映在市场经济下的文学领域里，也是读者多种选择的结果。由此让我们观察到卢新华并非已真正离开了文坛，而是在这个领域里仍不辞辛劳地劳作着。我们应当继续关注他。当今中国作家应当走向世界。

　　文学是离不开思想者去深入挖掘人性的，但当权力者自己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会讲人性时，那么当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扩大化的倾向，也是必然要向文学界的作家们首先开刀的。于是类似文革的“伤痕”一度又在文坛上回潮出现了。可见时代就是在不同思想的交锋轮回中曲折前进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确立，才真正宣告了文学回归人学，人学回到了人性老家。

　　当政治家领导人民创造了国家的历程，那么作家引领读者创作了小说，对人民来说他们都应当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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