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戏曲、小说及民歌等通俗文学的发展，明显地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度重视文学的情感特征。明代文学家对于情感的论述特别丰富，往往把情感作为品评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俗文学一般都“绝假纯真”，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所以往往成为主情论者的“样板”，于此加深了他们对于义学情感特征的思考和认识，并以此来作为批判“假文学”的武器。这从李梦阳说“真诗乃在民间”，到袁宏道称民歌是“真人所作”之“真声”；从徐渭强调“曲本取于感发人心”，反对在戏曲创作中玩弄“时文气”，到汤显祖创造“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的“有情人”杜丽娘，都表明明代情感论的发展与俗文学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清晰认识文学的“虚”与“实”关系。明代以前的文学理论往往不能止确地认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而戏曲、小说与诗歌、散文不同，它们描绘的故事与人物大都是虚实相间、真幻互出，多有艺术虚构。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戏曲、小说艺术虚构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就文言小说而言，直到胡应麟才对唐传奇的艺术虚构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作“幻设语”。在他前后，汤显祖、王骥德、冯梦龙等都对文学的虚构性作了较好的论述。
再次，开始关注人物的性格刻画。明代戏曲、小说的繁荣，促使人们对于有关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的问题予以关注。比如徐渭评《西厢记》云：“作《西厢》者，妙在竭力描写莺之娇痴，张之笨趣，方为传神。”用写形传神的理论来评价人物形象在小说批评中更加普遍。叶昼在总结《水浒传》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就时说：“《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这里所提出的“同而不同处有辨”的命题，即要求在共性中写出个性，充分地说明了中国明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人物性格论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
最后，更加注重文学语言的通俗易懂。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张旗鼓地提倡语言的通俗化，是随着白话小说的繁荣而兴起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名就突出了“通俗”两字。以后的小说论者曾从各个角度论证了使用“俗近语”的重要意义。至于戏曲，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不少论者在谈及宾白时，也都强调通俗性。明代文学家对于语言通俗化的注重，不但对当时俗文学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来特别是晚清文学革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高度重视文学的情感特征。明代文学家对于情感的论述特别丰富，往往把情感作为品评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俗文学一般都“绝假纯真”，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所以往往成为主情论者的“样板”，于此加深了他们对于义学情感特征的思考和认识，并以此来作为批判“假文学”的武器。这从李梦阳说“真诗乃在民间”，到袁宏道称民歌是“真人所作”之“真声”；从徐渭强调“曲本取于感发人心”，反对在戏曲创作中玩弄“时文气”，到汤显祖创造“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的“有情人”杜丽娘，都表明明代情感论的发展与俗文学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清晰认识文学的“虚”与“实”关系。明代以前的文学理论往往不能止确地认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而戏曲、小说与诗歌、散文不同，它们描绘的故事与人物大都是虚实相间、真幻互出，多有艺术虚构。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戏曲、小说艺术虚构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就文言小说而言，直到胡应麟才对唐传奇的艺术虚构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作“幻设语”。在他前后，汤显祖、王骥德、冯梦龙等都对文学的虚构性作了较好的论述。
再次，开始关注人物的性格刻画。明代戏曲、小说的繁荣，促使人们对于有关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的问题予以关注。比如徐渭评《西厢记》云：“作《西厢》者，妙在竭力描写莺之娇痴，张之笨趣，方为传神。”用写形传神的理论来评价人物形象在小说批评中更加普遍。叶昼在总结《水浒传》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就时说：“《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这里所提出的“同而不同处有辨”的命题，即要求在共性中写出个性，充分地说明了中国明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人物性格论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
最后，更加注重文学语言的通俗易懂。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张旗鼓地提倡语言的通俗化，是随着白话小说的繁荣而兴起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名就突出了“通俗”两字。以后的小说论者曾从各个角度论证了使用“俗近语”的重要意义。至于戏曲，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不少论者在谈及宾白时，也都强调通俗性。明代文学家对于语言通俗化的注重，不但对当时俗文学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来特别是晚清文学革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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