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吗

这句话该如何理解才是？

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使猿变成了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后，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
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人类初期的滥用资源必然造成的结果，是食物植物的数目愈来愈增大，食物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愈来愈加多，总之，就是食物愈来愈复杂，因而输入身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而这些材料就是猿转变成人的化学条件。
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最古老的工具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但是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人从只吃植物转变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转变到人的重要一步。既吃肉也吃植物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展起来。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
肉类食物引起了两种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
正如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面上。从原来居住的总是一样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两季的地带后，就产生了新的需要：需要有住房和衣服来抵御寒冷和潮湿，需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离动物愈来愈远了。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从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从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的崩溃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
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
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正如母腹内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但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反馈的集合上打下它们的意志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西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了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
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但是，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
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适应于眼界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的人们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则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的可用土地提供了一定的活动余地来对付这种原始经济的不虞的灾祸。剩余的可用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方式都导致居民的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因此，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失去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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