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的体裁是元杂剧。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官调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其他表演艺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元杂剧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的成熟。
《西厢记》是一部著名的元杂剧，其故事取材于中唐诗人元稹所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通过崔张爱情故事的描写，批判了封建礼教和门阀婚姻制度，热情歌颂了崔莺莺和张生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行为和自由爱情，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理想。
而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在继承和吸收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创作的，《西厢记·长亭送别》讲述了崔莺莺十里长亭送张生进京赶考的别离场景，而张生和崔莺莺这对冲破世俗相爱的恋人，短暂的欢愉后即将饱尝长久的别离相思。反映了自由爱情与封建礼教的尖锐矛盾，表现了对封建礼教对人性人情严重束缚和压制的控诉。
扩展资料
《西厢记》故事的流变
《西厢记》的巨大成就是历史的传统使然。其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写的传奇短篇小说《莺莺传》，亦名《会真记》。
其大致内容是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
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到了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
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也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来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
董解元的《西厢记》将故事的主要矛盾从张生与莺莺身上转嫁到了夫人郑恒与张生莺莺，还有红娘。这两方面不同势力之上，面对封建礼教及传统的婚姻制度。
张生不在时乱弃终文过饰非，他被董解元改的有情有义，有始有终，对爱情忠贞不渝，莺莺不仅有大家闺秀的聪慧，坚持谨慎，还具备了勇敢热情反叛的一面，红娘的形象，在此也被大四渲染了一番，她聪明伶俐，开朗活泼，直率泼辣极具抗争精神和侠肝义胆。
董解元的《西厢记》突破了我国古代文学频频讲述男女恩怨的狭小空间，具有反抗封建礼教歌颂自由爱情的社会意义，而他却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的婚姻制度，这种封建家法及礼教制度带作者的思想深处似乎也没有被完全动摇。
但人物性格主要情节以及故事的结局等各个方面较从前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为元杂剧西厢记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对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礼教思想和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和彻底否定。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主体思想方面彻底突破了以往这一故事思想的局限，西厢记中明确地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真心的爱情婚姻标准要，莺莺传反映着我国古代妇女地位的卑微，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封建王朝官位世袭，人民攀龙附凤的腐朽思想。
在《西厢记》中莺莺是王实甫着重渲染的形象，她热烈，多情，矜持谨慎，而且还富有主见，合乎大家闺秀的身份又突破了当时传统女性旺夫成名夫贵妻荣的思想。红娘聪明乖巧，善解人意，活泼热情，见义勇为，这些都是西厢记在思想上的进步他不断完全突破了我国古代封建家长制度的复数。
表达了作者对下层百姓的钦佩和尊重之情，也是其民主思想进步，精神的寄托和反应。张生在剧中有才有貌，有德，有情作者以他的志诚忠恳深刻展示了他对爱情的执着，真诚和专一，但为人憨厚老实心地单纯的张生，却也不免带有封建社会中文人的迂腐和怯懦。作者在处理这一人物时将其传统书生的特质与颇具反抗精神的个性融为一体，为故事增添了许多光彩。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尤其是《西厢记诸宫调》，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西厢记·长亭送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