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好小品的"雅与俗"的关系

如题所述

近年来，戏剧界对小品现状担忧和指责愈加激烈，矛头所向是小品的“俗”，在不少专家看来，似乎只有对“俗”斩尽杀绝，才是拯救小品的唯一正道。

对此类观点，笔者不大苟同，对于小品的“俗”与“雅”矛盾，我想套用刚圆寂的台湾圣严法师的一句话——“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

先谈“面对它”和“接受它”。
首先，从小品的属性来看，要求它彻底脱俗，简直有如“想揪住自己的头发让自身离开地面”。因为小品自从它登上舞台和荧屏那一刻，就与大众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当戏剧界人士惊呼“戏剧跌入低谷”的时候，小品却在百姓中走红起来，无论是哪一个电视晚会还是哪一个社区广场演出，如果缺了小品简直不可思议！若对这一“小品热”奇观究其原因，谁都无法回避小品大众化通俗化这一属性。

另外，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现象和潮流，均有它的渊源和背景，当下大众欣赏文艺，确实存在着粗俗化的倾向，目前，网络上的调侃恶搞成风就是一个明证。其实，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大众对“主流文化”“训诫性”的厌倦，对“精英文化”“雅致性”的排斥。有的网民直言，“我们的‘恶搞’其实是‘善搞’，远比一些‘正搞’受欢迎。”对此，我们应该对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来一些反思，而对大众文化的“俗”也应来点入情入理的分析和借鉴，尤其是当中的娱乐性狂欢性的一些合理之处，也应采用有所选择的“拿来主义”。

民间狂欢文化主要有几个范畴：如亲昵、笑谑、俯就、粗鄙、插科打诨等。它的功能是：“亲昵”缩短了与观众的距离，消除了观演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情感障碍；“笑谑”把观众拉进粗鲁的交往氛围，消除了观众对现实和世界的恐惧和尊从，使观众获得心灵解放；“俯就”通过演员的自我矮化，满足观众的身份优越感；“讽刺性摹仿”通过对崇高事物的亵渎式的模拟，使观众宣泄了外部世界对自已的情感压抑。

实际上，创作者利用这样一些“俗”的功能，其实无可厚非，象卓别林作品广受欢迎，正是将上述功能发挥到极致。
当然，在当下小品创作中，确实存在一些“低俗”和“庸俗”的倾向，这是我们应该警惕和抵制的，我们要的是“通俗”而非“低俗”，而且，在“通俗”之中我们还要追求“雅”！对“俗”与“雅”的矛盾，我们除了勇于“面对它”“接受它”，更重要的还得“处理它”。

如何“处理它”呢？我想结合我的创作体会，试谈化解这种矛盾的一些探索——
一、站好立场。
当下一些小品流于低俗，其实问题不在于内容而在于作者的立场。有人批评果戈理《钦差大臣》没一个正面人物，果戈理耐人寻味的回答是：有一正面人物自始至终存在着那就是观众的笑。卓别林的作品为什么既通俗又高贵？其生命力也正在于站在草根的立场讽刺黑暗势力，嘲笑强权。我们之所以感到赵本山的小品后期远不如早期，原因在于作品立场的变化，早期他是平民百姓的代言人，但后来在《卖拐》等作品中我们却似乎看到作品背后躲着一双自以为是的狡黠的眼睛，我不认可《卖拐》尖刻地揭露了国民盲从的劣根性之类的评价，因为作品笑声所指，是对“忽悠”的欣赏和对残疾人的嘲弄，立场就出了问题了。

因而，“写什么不重要，怎样‘站’才重要！”，低俗不低俗，关键在于站好立场。
一个女人在半小时内饥不择食硬将一个陌生人拉来充老公，这应是一个够俗的题材了，但是，假如此女人是惊弓之鸟般的贪官太太，而且因误会认定老公被公安局带走了，决定打一场转移财产的突击战，居然发现“离婚”有如此神奇的功效，那么这个闹剧还俗么？笔者的闹剧小品《非常男女》写的正是这样的内容，当中不乏“笑谑”、甚至“粗鄙”的“讽刺性摹仿”，但它居然登上曹禺戏剧奖的领奖台，为什么？拿黑暗势力开涮的立场使它雅起来！

好端端在家中的一个大活人，居然有一大群人说他永垂不朽为他抬来一个大花圈！这也是够俗的闹剧了！但是，假如这是一个畸形的父亲，那一群人是读小学儿子的小伙伴，抬花圈并非恶搞，而是因这个父亲逼儿子不择手段争高分，导致儿子按其推崇的《高分作文如何写》依样画葫芦，在作文中将父亲写成见义勇为而牺牲的“英雄”……那么，这样的作品就堪称有忧患意识，它直指当今中国应试教育的弊病，又抨击的虚伪的成年人世界，何俗之有？笔者正是凭这样的立场写出儿童小品《要命的作文》的，它获得了省少儿花会金奖后，而且还居然进了人民大会堂演出，获得全国的儿童剧有关调演的最佳剧目奖，更可喜的是，还被全国很多地方搬演……

立场站好了，就连我厌恶的荤段子，也完全能变废为宝为作品添雅！我曾辅导福田区一个作者创作一个作品，这个小品叫《都是手机惹的祸》，写一对进城的农民工恋人，捡到一个高档手机，通过机中的多条短信，弄清这个手机已碾转过两任机主，前任机主是一个很有地位的贪官，后任机主正是昨晚刚在附近作案的歹徒，经过思想斗争，这两个原对城里人有仇富心理的打工青年，决定上缴这个手机，去帮助有关部门破案。小品中，五花八门的短信，成了这对农民工注视五花八门城里人的窗口。作品改稿时，我提议写到阅读贪官的短信那个段落时，大胆这样塞进一个荤段子：

春花：那咱看看这个主人做啥事。
狗娃：（念短信）“王总：十佳颁奖晚会盼您赏脸光临……”
春花：（敬畏地）是个大领导啊……看看下一条
狗娃：（按下一条，念）“王总：你在上，我在下，上面不动下面动，怎么出效果？……”什么意思？
春花：大概听得出，一个什么群众，在向一个没架子的领导提意见……
狗娃：“上面不动下面动”意思是群众想动（突然一惊）不对，往下还有一行“今晚老地方，等你真抓实干……莎莎”（大叫）二奶！
春花：二奶？（寻思）“你在上……”（突然明白）啊，不要脸，不要脸……（捂脸）
狗娃：哈哈哈……
春花：（愤怒）你还笑？
狗娃：这是城里的时尚，懂吗？这类短信荤段子，电信公司一条得卖两毛呢！城里就是不一样，多么斯文的脏话……

　　　[春花盯住狗娃不开口。
狗娃：怎么？
春花：你说什么？
狗娃：多么斯文……（打住）
春花：狗娃哥，答应我……别买手机，好吗？
狗娃：嗯？
春花：我怕你……也，也这样”斯文”起来……
我想，尽管舞台上窜出五花八门的人说着“俗话”演着“俗事”，其实观众最后看到的是作者的眼睛听到的是作者的心跳。透过上面的台词，观众看到的，绝不会是作者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吧！

第二、俗壳包雅核。
乔治 梅尔迪斯，曾在《关于喜剧的短文》说过：“鉴别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好方法……我认为是那个国家滑稽戏和喜剧的水平；而能否引起有思想内容的笑声则是区别喜剧优劣的标准”。

这说法当然没错，可问题在于，由于观众文化素养各异，让每个人都去悟透作品当中的思想内容可能么？但是，就是无法让一部分观众悟透作品那个“雅内核”，我们也可以让大家一起乐呵呵地走进剧场，只要我们给作品套上一个“俗外壳”，就能让观众各有所获，严格说，这不是“雅俗共赏”，而是化“共赏”为“分层赏”，（有时甚至分出很多层）亦即：浅者见其浅，深者见其深！

这里试举两例阐述之——
我写《老人与小偷》，讲的是一个初次作案的小偷窜进一个孤独的老人的家中，无意发现此老人与他同样饱受肩周炎的折磨，在跟老人的交谈中小偷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一会大吹借公交车吊环牵扯肩周的“治病绝招”，一会谈起合伙敲诈无良黑医的“壮举”（这些话题让小偷获得一种“自我价值”得到承认的满足感），一会痛骂与老人分开住的儿子缺少孝心（因为没留下象样一点的财产让他偷），最后，竟好奇心大发，发展到要与老人一起看“神舟”飞船着陆的电视直播，最后由于电视天线早被别人偷走而恼火到主动为老人报警……表面象是讲一个镇定自若的老人用智慧战胜入室行窃小偷的故事，实际上，它的意义是多层的，我们从中可看到人性的复杂或是人间温情的神奇功效等诸多意蕴。而这一切，却依靠“小偷忘乎所以到自己报警”这一搞笑的外壳来包装，不同层面的观众全都看得乐不可支。

《一对疯子》是笔者参加第四届全国小品大赛的作品，我的意旨是想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感发点感慨：人间要能都放下“假面具”，真情是不难找到的！可我表达时却找来一个对男女老少都能搞笑的载体——精神病院中，一个探望病人心切的男青年未到探访时间而翻墙入内，慌乱中撞上一个因不适应环境而对着小树练习护理笑容的新护士，两人都把对方误会为疯子甚至病因定位为“害相思”,正常人当成神经病，这无疑抓住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看点，拥有了一个“俗外壳”，而在小品营造的“疯子的世界”里，两个陌生的青年男女，居然有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在，居然能谈起心来，甚至把自己最隐蔽的一角都敞开给对方，假若回到正常人的世界，能够如此痛快的谈心么？在不正常中反而得到正常，而在我们熟视无睹的正常中我反而感到大量的不正常——我们平时得带上多累的盔甲跟人交往啊？这是一种带有黑色幽默的辛酸，它雅在带有某种人生况味和哲理层面的思考，这种思考就是俗包装之下的“雅内核”！

从上述例子可见，小品创作中，“俗”与“雅”并非水火不相容，对这种矛盾，只要经过我们的一番努力，诸如小心把握好小品创作中的立场，同时多运用“俗外壳，雅内核”的策略，我们应该是能够处理它化解它！
如何让小品这朵大众文化的奇葩，在我们的文艺百花园中长开不败，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好好探索一番的题目，本文也许只是一个一线园丁手中一张有点草率的施肥配方，但这毕竟是自己烈日下劳作的体会，希望能以此引发同行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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