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轼的历史评价

提起苏轼，人们首先想到得便是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事实上，他对后世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追求，身处逆境，永不放弃理想的执着，屡遭打击，超然处之的豁达在文学史上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一
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颠沛流离。究其原因，是他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个性。他不怕得罪人，不怕打击报复，敢于坚持，敢于争辩，敢于反对一切有损国计民生的言行。 王安石变法是当时的大事。对于王安石的人品、学问，苏轼是由衷敬佩的。但对于他不顾实际民情强行推行新法，以及在推行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流弊，则感到深恶痛绝，因而反复陈述，反复争论，结果一再遭到打击和贬谪，被人象抓“犬鸡”一般地抓进了监狱，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他在做地方官时，又亲眼看到某些新法又真的给人民带来了实惠。司马光上台后，几天之内，让他连升数级，但当司马光不由分说全面废除新法时，苏轼又挺身而出，反复陈词，反复争论，甚至大呼司马光为“司马牛”，结果又得罪了司马光。苏轼的争论，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争执，不是看风使舵，循从私情，而是为百姓实惠，为民请命的一片丹心的具体体现。虽然苏轼屡次争论，屡遭打击，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实事求是、不党不阿、卓然独立的光辉形象。
二
苏轼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接受儒家经世济时之政治思想，并带着这种政治抱负踏上仕途之路的。尽管遭贬的打击接踵而来，但内心深处却始终不曾忘记自己的政治理想，始终不忘儒家忧国忧民的精神本质。因此，在任地方期间，他不辞辛苦，为民谋利。
他的心时刻牵挂着群众的生活，从不把自己的清苦放在心上。在黄州时 ，经济十分拮据，每月生活费必须按计划支配。黄州一位书生替他向官府请来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才能济困匮和乏食之急。尽管身处逆境，生活窘迫，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为政本色，时刻记挂黎明百姓。自己的痛苦置之度外，人民生活的痛苦却使他深感内疚，自叹饱经儒家经典却救不了灾荒；“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亦字不救饥。”正因为他牵挂的是百姓的忧苦，万众的痛悲，他可以抛下自己的得失、毁誉，去尽力为人民谋利。
在杭州，疏浚河道，治理西湖；在常州，赈济灾民，监督捕蝗；在密州，治病救人， 请免税役；在徐州，抗洪抢险，采煤冶铁；在定州，整饬军备，训练民兵。
即使在流放地广州、惠州，他也时刻不忘关怀民众。广州食用咸水，常患疾疫，他建议广州知州王古用竹筒引水入城，解决了广州人民的饮水困难。惠州驻军 因缺营房而散居市井，骚扰百姓，苏轼帮助知府筹措资金，盖起了营房三百间，使得军民相安。儒家有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苏轼在自己被贬期间依旧兼顾百姓生死，关心民众生存，不顾自己的生存状况，一心救民于水火。有人说他是儒家执着的实践者，此话可说是千真万确。
三
途坎坷，命运不济，苏轼偶尔也发出“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人生感慨，并有超脱现实，远离尘世的隐逸思想。“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他对道家葛洪，诗人陶潜鼓吹 的清净无为，养生长生的道家思想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他自号“东坡居士”，这个“自号”意味着对白居易晚年知足保和思想作风的仰慕，意味着苏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佛老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苏轼曾说过：“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意思是“静而达”是可取的，但流于懒散和放诞救不好了。这说明苏轼对佛老思想得借鉴是有标准的，是取其所需的，这是苏轼的可贵之处，他懂得放弃，懂得从佛老清净无为、超然物外的宗旨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东西，使自己既能拿得起，又能放得下，这些思想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旷达态度得背后，有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著和追求。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于佛老思想始终并存在一起。他们是矛盾的，在苏轼身上又是统一的。因为苏轼能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以一种“外儒内道”的形式把两者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当他出世从政时，他信奉和推行儒家学说，（时时也有佛老思想冒头），当他贬官在野时，他的主要思想倾向便是佛老思想。（儒学思想并不泯灭）
纵观文学史，成绩突出者不少 ，但只有苏轼是与众不同的。辛弃疾与苏轼并称苏辛，他的北固亭怀古，历来脍炙人口，但里面却太多激愤，空有大志不能实现的悲哀，终究只能老来识尽愁滋味，楚大夫屈原，也是爱国诗人，离骚中包含了屈子多少心酸的忧愤，当他怀着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对生灵的涂炭的焦着而投进滚滚的汨罗江，用个体的毁灭来对抗丑恶的现实时，人们不禁扼腕叹息。苏轼，象一个永远乐观坚强的旅行者，豪迈无畏，随遇而安，遍山荆棘他可以高歌，落魄失意他可以高歌，从不消极，从不颓废，真可谓文学史上一位不屈的歌者。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历代对苏东坡的精辟评价：

黄庭坚：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真神仙中人。

苏辙：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赵昚：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黄锦祥：“东坡乃文星旷世，曜耀寰中。”

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推崇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评价苏轼,“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

董其昌作过一段著名的跋语:“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这是对苏轼的《赤壁赋》及其书法最为深切而崇高的评价。

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本回答被网友采纳